诽谤律即关于诽谤治罪的专门律条或诏令。这类法令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此后数千年间时隐时现，以至于名亡实存。
诽谤律与文祸息息相关。为了认识文祸历史的进展大势，有必要对诽谤律的名实演变作一番考察，叙述范围自然不囿于秦代。
秦以前，诽谤曾被认为是正常的批评方式，所以有舜立“谤木”之类的传说。虽有周厉王弭谤事件，不过是一时权宜的做法，并没有立法禁谤。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在咸阳宫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宴会上，丞相李斯鉴于诸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提出禁私学、焚《诗》、《书》，“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等项建议。始皇下制曰“可”，表明正式立为法令。寻绎上下文语势意脉，“以古非今”（或云“道古害今”）与“造谤”是同一个意思，“造谤”的内容就是“以古非今”。所以，“以古非今者族”就是“造谤者族”，即“诽谤者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诽谤律。至秦二世，更以忠谏为“诽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当时“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汉元年（公元前206），沛公刘邦领军入关中，与诸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时，言及“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后世学者如张晋藩《中国法制史》谈论秦诽谤律，多取据于此，以为先有焚书令、挟书（藏书）律，后来（未能明言何时）进一步规定“诽谤者族”。不知“诽谤者族”即是“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者弃市”即是“偶语《诗》、《书》者弃市”），与焚书令、挟书律同出一时。
秦诽谤律肇于李斯创议，其理论阐释则是韩非所提供。《韩非子·诡使》篇劝君主禁止“私学者”（民间儒生）诽谤法令，同书《忠孝》篇则说明什么是诽谤。其言云：“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按照这一理论，所谓“诽谤”，所谓“以古非今”，不必是直接非议当今，只要是赞美古代、向往古代，便是诽谤当今。看来始皇的暴政苛法，多与韩非、李斯的“教唆”有关。
“诽谤”有时又称作“妖言”。吕后元年正月，诏除“三族罪、妖言令”（《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过误之语以为妖言。”所谓“过误之语”，“过”为动词，犹如《过秦论》的“过”，即批评朝政失误的话，也就是“诽谤”。又汉文帝时贾谊上《陈政事疏》云：“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即为国家深谋远虑，《新书》作“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宣帝时路温舒奏《尚德缓刑书》云：“秦之时，正言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以上两人所言，推寻语意，“诽谤”与“妖言”并无区别。汉代人或称“诽谤”，或称“妖言”，或“诽谤”、“妖言”并出互见，多数情况下是同一意思。而后世所称“妖言”，常指妖妄之言，即关于天命、鬼神、历象、符瑞、灾异之类的言辞，相当于汉代所称“左道”之类。同是“妖言”，概念内涵各异。
贾谊和路温舒的上书，说明秦代诽谤律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倾向，酷吏任意以“诽谤”罪名加害无辜，受害者绝不止儒生。以语言之故而至于族灭，何其残酷，更何况冤滥。刘邦顺应民心，初步得志便废除以诽谤律、“偶语”律为最的秦一切苛法（见《史记·高祖本纪》），表现了一代雄主的宏谋远猷。
大概流毒难尽，刘邦以后数代嗣君陆续颁布废除诽谤律及类似苛法的诏令，有关事实《汉书》记载如下：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三月，除挟书律（《惠帝纪》）。
高后元年（公元前187）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高后纪》）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文帝纪》）
诏命一再颁布，说明苛法屡废不止。
汉武帝任用酷吏，以“腹诽”的罪名诛颜异，从此有“腹诽之法比”（《史记·平准书》；“比”是比类、比附）。“腹诽”，后人又称为“心谤”，是心中不满，脸上略有表情，但还没有说出什么来。在认定犯罪方面，“腹诽之法”显然比一般的诽谤律更加苛刻无理。武帝之世，酷吏滥用诽谤律和“腹诽之法”诬害无辜，惨毒可怖。“凡张汤、赵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为诬害忠鲠，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诽谤不道，则曰诅祝上有恶言。盖此二法，终汉之世未尝除也。”（《文献通考·刑考》）
宣帝即位之初，刑吏路温舒上书请尚德缓刑。文末写道：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
，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下亡极。天下幸甚。（《汉书·路温德传》）
宣帝虽然“善其言”，升了路温舒的官，却没有认真采纳他的意见，未见有“除诽谤”的诏令。(www.xing528.com)
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六月，有诏废除“诽谤诋欺之法”（《汉书·哀帝纪》）。
西汉诽谤律的兴废大要如上。东汉无考。据《后汉书》，光武帝、明帝、安帝、桓帝、灵帝之世，或多或少都有以“诽谤”、“大不敬”（对皇帝本人的严重“诽谤”）罪名处分言者的事件。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在其所著《历代刑法考》中，把《汉律·贼律》的首条，即最严重的犯罪“大逆无道”，归纳为15种：谋反；大逆；诽谤妖言；祝诅；腹诽；谤毁宗室；造作图谶；恶逆；不道；大不敬、不敬；非所宜言；废格沮诽；左道；媚道；降敌。其中“诽谤妖言”、“祝诅”、“腹诽”、“谤毁宗室”、“不道”、“大不敬、不敬”、“非所宜言”、“废格沮诽”等八种都属于“诽谤”或与“诽谤”有关。
魏晋时代，作为专项刑律的诽谤律趋于废亡。《魏律·贼律》规定：“但以言语（按，指言语犯上，即诽谤君主），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魏文帝之初，治“诽谤妖言”狱奖赏告发者。后因诬告者多，遂听从高柔建议，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无异于废除诽谤律。
晋武帝时，将军石苞挟嫌劾奏下属孙楚与人共“讪毁时政”，孙楚上表自辩，讼争经年。西晋末，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被东海王司马越诬为“讪谤时政”而加害。看来诽谤律在西晋并未取消。
东晋、南朝法律条令难以稽考，但诽谤者治罪的事实大量存在。士大夫得祸于语言文字，罪名常常是“非毁朝廷，历诋公卿”之类。十六国有两个典型：一是后赵石虎公然步秦始皇后尘，“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晋书·石季龙载记》）；一是后秦姚苌建初八年，下诏“除妖谤之言及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其罪罪之”（《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当时“妖谤之言”（及“奸秽”）罪在不赦。
在北朝，士大夫坐“谤讪”治罪的事件时有所见。法律条文则《北齐律》“重罪十条”中有“不敬”一条，与“诽谤”大有关系，可以看作诽谤律变相再现。《隋律》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炀帝曾一度废除“十恶”罪条），唐以下相沿不替。“十恶”之一的“大不敬”，其表现之一是“指斥乘舆”，即对皇帝本人的严重“诽谤”。一般性的诽谤时政之类，隋文帝曾下敕：“诽谤之罪，勿复以闻。”（《隋书·长孙平传》）
《唐律》大体沿袭《隋律》，其“职制门”有“指斥乘舆”治罪条款。
宋以下各朝刑法大体沿袭隋唐律。明清律在“大不敬”条下删除“指斥乘舆”一项，表面上比隋唐律宽大，实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清代文字狱随意比附“十恶”之首的“谋反”、“谋大逆”治罪，较“诽谤”治罪尤为凶残。
总之，隋唐以下法律诏令无“诽谤”罪条。唯一例外，是明成祖篡位心虚，曾于永乐四年、永乐十七年两度下令严禁“诽谤”。但他死后，禁令立即被嗣君废除。
秦汉立诽谤律治“诽谤”罪；秦汉以后一般不立诽谤律，照样治“诽谤”罪；清代动辄比附“谋大逆”等重罪治“诽谤”罪。这就是数千年来诽谤律名实演变的大要。
【注释】
①此说见卜贝《焚书与禁书》一文所附照片的说明，刊于台北《历史》月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号。又陕西师大朱鸿《灰堆》（收入朱鸿《夹缝中的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1月出版），言焚书堆在渭河以南，锥形小山状（未写多高），山顶可建一阅览室。作者亲登其顶，亲抠其灰烬。
②前文叙及始皇遣方士韩终等人寻求仙药，此处始皇自述又有“韩众”其人，皆《史记》原文，疑系一人讹载二名。
③文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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