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令的由来：三千年文祸，焚书之举，根除儒家思想学说

秦王朝虽然在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等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行政不得人心。秦始皇遵循秦人崇武力、重刑法的传统，专行暴政，不讲仁慈恩惠。他不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称帝以来大工大役有增无减：筑长城，造骊山坟，建阿房宫，巡幸天下……以致国无宁日，民无安时，天下怨声载道。六国遗民原先就仇恨“虎狼之秦”，统一以后对新王朝尤怀不满。书生们承袭战国以来“处士横议”的风气，依托《诗》、《书》等典籍，肆意批评时政法令，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对秦王朝无疑是潜在威胁，是无形的破坏。为了制止书生“率群下以造谤”的现象，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行了以焚书为中心的一系列禁令。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事情起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咸阳宫的一次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博士70人上前为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乘机贡谀，说了一通歌功颂德的话，盛赞郡县制。博士淳于越对周青臣的“面谀”十分反感，发言主张效法商周，实行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始皇把淳于越的意见交诸臣评议。丞相李斯驳斥了淳于越的观点，进而对当时的学风士习提出严厉批评云：“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建议颁令禁缔，并预拟具体条款如下：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当即照准，下制曰：“可。”也就是说，把以上建议作为正式法令颁行全国。这就是焚书等禁令的由来。

对读书人来说，这一组破天荒的禁令是非常严酷的：史官所藏非秦国史料文献烧毁；私家所藏《诗经》、《尚书》、“百家语”等，通通上缴郡守、郡尉烧毁；法令颁布后超过30日留书不烧者，脸上刺字罚筑长城；两人以上交谈《诗》、《书》话题者，斩首市曹；称引古书古事以非议时政者，合族受诛。

事情似乎很偶然：宴会上周青臣的献谀引出淳于越的忠谏（且不论正确与否），淳于越的忠谏引出李斯的建议，最后由始皇裁取颁令。如果周青臣不献谀，或淳于越、李斯不发言，似乎就不会有焚书等禁令了。其实不然，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必然性支配。有秦始皇的好谀才会有周青臣的献谀。献谀是当时风气，不独周青臣如此，百僚之长的李斯就带头献谀。淳于越是来自齐鲁的书生，受儒家学术熏陶，一心向往古代，主张“师古”是很自然的。他的发言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主张恢复过时的分封制则未免不识时务，始皇没有治他的罪已算便宜。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又是著名的佞臣。他和韩非都是荀子门人，两人私交是冤家，学术和政治主张却相同，都尊法贱儒，狂热拥护极端的君主专制。当有人提出削弱君主专制的主张时，李斯站出来驳斥，提出加强独裁的建议，这是很自然的，所拟一整套禁令应是蓄志已久。

不过，如果只为禁止书生谤议，“以古非今者族”一条就够了，似乎没有必要大规模焚毁书籍。那么，李斯为什么要提出一套焚书方案呢？这是近秦至晚清乃至近代学者谈论较多的话题：

董仲舒《贤良对策》：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

《史记·李斯传》：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汉书·艺文志》序：

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章者，谓经、传、诸子。”）

《北齐书·邢邵传》邵请置学及修立眀堂奏：

（秦）改革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黎。(www.xing528.com)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秦始皇论》：

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

近代钱穆《国学概论》：

焚书坑儒是以政治争学术，定学术于一是，焚书一案，其机发于博士之议政，其制定于使学者以吏为师。

诸家都不约而同认为焚书是为灭先圣之道，以愚蔽黔首，推行法治思想，这正说明李斯此举不但有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有思想斗争的考虑。本来，李斯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就应该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可是儒学在秦国不行时，所以他投奔秦国以后就抛弃了儒家那一套主张，改事刑名法术之学。如今做了丞相，儒学、儒生更成为他推进事业的绊脚石。他意识到：诸生谤议是苗，儒家思想学说是根，斩草须除根。焚书之举有望根除儒家思想学说，从而为他成就大功扫清思想上的障碍，何等得计！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焚书还有另一目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

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

《文选》扬雄《剧秦美新》：

始皇灭古文，刮语烧书。

许慎《说文解字·序》：

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钱穆《国学概论》依据三家之言，认为司马迁“明言诗书为古文而见焚”，扬雄古文，与秦文不合。秦既一天下文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故尽遭焚灭也。”焚书也有出于“同书文而烧古籍”的目的。

至于秦始皇采纳焚书之议，宋末学者马端临认为是心存“愧”、“畏”的缘故。他认为诸生言必称《诗》、《书》，书中载尧舜等圣主仁厚明睿，使始皇感到羞愧，由愧生恼，恼羞成怒，而书中载桀纣等暴君身死国灭的下场又使始皇感到恐惧。所以李斯一倡议，始皇立即批准，焚书之议便成为焚书之令（详《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马氏之论从心理分析入手，可谓体察入微。

再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始皇的焚书也有来由。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就已号称霸主，但真正强大是从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国的利器是爵禄和刑罚，对儒家的《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蠹害国家的“六虱”（见《商君书·靳令》），又谓豪杰习诗书而避农战，则国削且贫（见《商君书·农战》）。《韩非子·和氏》篇还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很可能有过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焚书，惜无他书佐证，无从详考。联系始皇曾叹赏韩非之书，韩非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见《五蠹》），也应对始皇有过影响。由此看来，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排儒的传统，具体做法也许“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清人姚鼐《李斯论》：“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过，而禁游宦之民……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所见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