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是春秋末期郑国人，大体与孔子同时。关于他被诛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定公九年》，仅寥寥数言：“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是子产死后郑国的又一任执政。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子产卒，子大叔继为执政；定公八年（公元前502），驷歂继子大叔为执政。
邓析何许人？《左传》未见记载。晋人杜预为《左传》作注，说邓析是郑大夫。既然能造刑书，应该是法家人物。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子产为郑国制定刑律，并且把它铸在大鼎上，即所谓“铸刑鼎”。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第一次将成文法典公诸世人，为此遭到以叔向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刑律可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再说随着时代的前进，必然渐渐过时。于是，如杜预注文所言，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私自拟制了《竹刑》，也许是特意准备让执政采择的。
驷歂杀邓析的缘由，《左传》没有交代。杜预注文说邓析“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竹简，故言《竹刑》”。玩味这几句话的意思，邓析之诛似乎是因为“私造刑法”。但是《左传》于“杀邓析”文后紧接一段“君子”批评子然（歂驷）的话：
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杜预为这段文字作注云：“加，犹益也；弃，不责其邪恶也。”那么，“君子”的意思便是：邓析造《竹刑》有益于国家，应该原谅他在别的方面的“邪恶”。换句话说，邓析死于“邪恶”罪，而不是死于造《竹刑》。孔颖达《正义》也认为：“邓析不当私作刑书而杀，盖别有当死之罪。”
邓析的“邪恶”罪始见于《荀子》，但诛邓析的已不是驷歂，而是子产，从而把事件至少提前了22年（子产卒于昭公二十年，下距定公九年有22年）。《荀子》云：
子产诛邓析，……不可不诛也。（《宥坐》篇）
“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不苟》篇）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非十二子》篇）
据以上记载，邓析是一欺世惑众的诡辩家，与惠施（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流，他的被诛是罪有应得。《荀子·正名》篇又云：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
这段话虽不指名，其实也是批评惠施、邓析的。而在《吕氏春秋》中，邓析更是一专门与政府作对的恶棍。该书《离谓》篇写道：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https://www.xing528.com)
据注家说，“县书”（“县”同“悬”）是众人把攻击政府法令的文字悬挂在一起，互相观阅；“致之”是把攻击性文字特地送上门去使人观阅；“倚之”是把攻击性文字混夹在别的物品中使人观阅。邓析专与政府作对，钻法令的空子，煽动人们攻击法令。《离谓》篇接着写道：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是用一具尸体捉弄人，使当事双方相持不下，邓析从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离谓》篇最后写道：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
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这节文字进一步说明邓析是乱法败俗的讼师，他的被诛完全是自取其殃。
此外，《淮南子》中《诠言训》、《氾论训》二篇，及《说苑·指武》篇和《新序》都说到子产诛邓析，说邓析“巧辩而乱法”（《诠言训》），为“奸人之雄”（《
论训》高诱注）。《说苑·反质》篇还写邓析教人使用桔槔，即教人以“机巧”（古人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故反对学习“机巧”之物）。最后，伪书《列子·力命》篇糅合《左传》以来众家之说云：
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
以上把邓析事件作了一番梳理，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越晚出的书反而记载越详细，颇有现代疑古派所说的“层叠造史”的味道。论可信，似乎应取《左传》“驷歂杀邓析”之说（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即持此说）。《荀子》诸书所列邓析“邪恶”虽然不尽可信，但一定程度上可推测邓析被杀的原因。总而言之，邓析事件可能是少正卯之后的又一例“邪说”大案。
《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二篇”，列为名家之首。但后来流传的《邓析子》（上、下2篇，语录体，3000余字），其基本思想却接近法家，自宋人晁公武、王应麟以下至《四库全书》纂辑诸臣都怀疑有掺伪。现代学者马叙伦、罗根泽、孙次舟等人力证其伪，认为“出于晋人之手，半由捃拾群书，半由伪造附会”（罗根泽《邓析子探源》）。
邓析之诛和少正卯之诛本是春秋时期的两大疑案，但封建卫道者却常常引为口实。尤其是少正卯事件，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为“圣人始诛”，无数“思想犯”在“孔子诛少正卯”的口号下罹祸惨死。
然而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的战国时期，“圣人始诛”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力。孟轲当面指责梁惠王“率兽食人”（《孟子·梁惠王上》），当面警告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梁惠王、齐宣王非但不怪罪他，而且听得入神。这是为什么呢？说穿了不足为奇：处于大动荡中的各国诸侯多有危机感，急于从学者、处士那里寻求保国保身或者进取天下的方略，自然不计较处士的过激言词。应该承认，战国时期（或者加上春秋时期）是思想言论最自由、最活跃的时期。接踵而至的秦王朝对思想言论实行严厉管制，一弛一张，反映了历史的辩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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