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察成果

自1921—1930年，美国中亚探险队在蒙古高原和中国中南部部分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间断性考察活动，在古动物学、考古学、地质学、大地测量学、古植物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37]考察结束后出版了超过150部的研究论著。安德鲁斯将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察之成果总结为七个方面^[38]：

（1）蒙古第三纪白垩纪生物滋生之发见。

（2）蒙古先史时代文化之发见。

（3）蒙古地质系统之考定。

（4）蒙古古代气候之推明。

（5）蒙古地形测量之发轫。

（6）亚美古代植物之印证。(www.xing528.com)

（7）亚洲动物新种之搜集。

从安德鲁斯罗列的考察成果可以看出，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是美国中亚探险队成就最重要之部分，亦是最重视的内容。古生物学考察主要用于验证奥斯朋关于亚洲中部地区是哺乳动物和人类发源地的假说，是美国中亚探险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39]成果亦最为丰硕。美国中亚探险队在蒙古高原采集的古生物化石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极为丰富，其中包括一些其他地区未见之物种，^[40]“尤其是在中生代、新生代的爬行类和哺乳类化石方面”，^[41]种类达数千种。最引起欧美科学界轰动的是第三次考察期间在沙布克乌素发现的包含有完整胚胎的恐龙蛋化石和恐龙头骨72件、骨骼12副。探险队在中国和蒙古获得了约1万只哺乳动物、8000只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8000只鱼类和500种植物的标本。正如奥斯朋在论述考察成果时言：“中亚探险队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间，已将全世界最多沙漠之地，受古生物学、地质学两方面之解释。而蒙古荒原，遂顿放古生物生活之异彩，而成为多数陆居的脊椎动物之故乡矣。”^[42]通过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对蒙古高原的史前时代气候环境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因大兴安岭及其他山脉所阻，早在第三纪和白垩纪时期，蒙古高原的雨量已经非常稀少。搜集品及相关研究体现了远古时期，至现代以来蒙古高原物种的进化与灭绝、气候环境变迁，是各种生物和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域，也很可能是其诞生地。^[43]古生物考察揭示了蒙古高原地区的生物发展史，被安德鲁斯盛赞为“书写了地球上的生命史的新篇章”。^[44]

史前考古同样是验证奥斯朋假说的考察内容。虽然从1923年起，美国中亚探险队在张家口西北、阿尔泰山以北的广阔地域就已发现史前遗迹、遗物，但直至1925年春，考古学才作为专门项目得到重视，安德鲁斯甚至直言，未来之探险中考古学将与古生物学分享其名。^[45]从他的诸多文章来看，这一变化还来源于周口店的史前考古和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启发。美国中亚探险队的史前考古虽有多位学者参与，但最主要的考察与研究者为尼尔森。^[46]探险队在沙布克乌素地区发现大片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尼尔森称该地古代居住的人类为“沙丘的居民”（Dunedwellers），并命名“沙布克文化”（Shabarakh Culture）。遗址中出土的中石器时代典型遗物为石锥、刮削器、薄石片石器及用恐龙蛋、鸵鸟蛋化石制作的盘珠，与西欧所发现的中石器时代燧石器极为类似。新石器时代的典型遗物为矛头、箭镞及带有线纹、几何纹的陶器。^[47]美国中亚探险队在蒙古高原地区总共发现180个石器时代遗址，搜集到总数约20万件刮削器、燧石等石制工具和贝壳、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48]表明蒙古高原的戈壁、沙漠、河流及湖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此外，1928年参与考察的考古学者庞德（Alonzo W.Pond，1894—1986年）在内蒙古发现了一些墓葬、城墙和岩画遗址。尼尔森最早对蒙古高原史前文化进行分期研究，提出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前蒙古时代、蒙古时代五期说，^[49]“但由于缺乏地层依据，年代上多不可靠”。^[50]他同时指出，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古调查“无法证明或反驳人类起源于亚洲，而是揭示了与其他文化起源地之间的关系”。^[51]

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古考察和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开辟了蒙古高原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史前遗迹、遗物的发现确认了蒙古高原存在史前文明，推翻了此前长期存在的蒙古高原无史前文明的传统主流观点。^[52]他们还否定了西欧地区为人类发源地的观点，提出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新看法。^[53]其次，安德鲁斯等人从文化传播论的角度，认为蒙古高原史前文化与周口店等其他周边地区史前文化存在着联系，与欧洲的史前文化可相互印证，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来源，并指出阿尔泰山以南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国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三，尼尔森等人在“外蒙古”地区的考古考察和研究取得了诸多开创性成果，被视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关于蒙古考古的两种著作《蒙古史前史研究》^[54]和《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55]问世以前，西方学者在蒙古高原考古唯一可靠的研究成果。^[56]

在其他学科考察方面，美国中亚探险队亦有不少重要成果。虽然动植物和古生物标本采集被安德鲁斯置于考察成果之末，但这才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支持他考察的主要目的。安德鲁斯率领的探险队在中国与蒙古十余年考察搜集的各类物品，让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西方最大的收集蒙古珍贵的古生物、考古学及一部分民族学藏品的博物馆”。^[57]在大地测量学方面，美国中亚探险队利用最为先进的设备仪器，采用多种方式，测量了约3200公里的考察路线，绘制了4个考察区域约202平方公里的地图，^[58]修订和补充了俄国人所绘讹误颇多的地图。探险队的摄影师拍摄的约5万英尺（15.24千米）的电影胶片和数千张照片，“代表了考察活动的内容和蒙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对转瞬即逝的事物的永久的记录拥有重要的价值”，^[59]对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蒙古高原地区的社会生活具有极为珍贵的资料价值。此外，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察对20世纪初中、蒙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助益颇多，以汽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对亚洲腹地建立现代交通运输系统、推动现代化商业贸易发展具有先驱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