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亚探险队在蒙古高原的五次考察：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和毗邻的蒙古的亚洲东部内陆地区是安德鲁斯探险生涯中的主要活动场所。蒙古高原地区是早期西方探险家踏足并不广泛的地区，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致使任何考察队要穿越这一地区均需要细致而费用高昂的准备工作，而冬季的严寒限制了野外考察的时间，安德鲁斯认为：有效的考察时间只能在每年的4月至9月。二是落后的交通，蒙古高原地区地域广阔，考察路途遥远，只能依靠骆驼等牲畜运输，致使考察时间大量消耗于缓慢的运输途中。^[14]三是复杂的政治环境，较之西北地区相对稳定的局势，蒙古高原地近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局面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在美国中亚探险队之前，在这一地区的考察主要为俄国探险家。

地理学家奥勃洛切夫（Vladimir Obruchev，1863—1956年）。在1894—1895年沿恰克图穿越蒙古高原至北京进行地理、地质学考察；^[15]考古学家柯兹洛夫在1899—1901年、1904年、1907—1909年、1923—1926年的考察中，都曾在蒙古高原地区进行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考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于1906—1908年在蒙古高原东部、东南部的赤峰、喀喇沁旗、多伦淖尔等地区进行考察，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金属物品。此外，尚有1924—1928年俄国探险队在蒙古高原的考察，1927—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进行考察，1930—1935年日本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数次考察，1931年中法学术考察团在内蒙古的考察，1938—1939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丹麦人亨宁·哈士纶（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1896—1948年）率领的丹麦探险队在中国和蒙古的考察等。其中，日本学者多活动于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南部，西方探险家则多深入到蒙古高原中部、北部和西部地区。

1918年8月，安德鲁斯组织第一次中亚探险队，首次抵达蒙古高原地区考察地形地貌，以做将来考察之准备。他此次考察自北京出发，搭乘京绥铁路至张家口，然后乘汽车至库伦，这也是美国中亚探险队历次考察的基本行进路线。次年5月，安德鲁斯选择春夏之际，组织第二次中亚探险队沿1918年路线，在蒙古东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考察。^[16]这次考察不仅收集到大量动物标本，还使他确立了在此之后亚洲中部考察的研究目标和利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考察方式，极大地缩短了运输所耗费的考察时间。^[17]

前两次考察结束后，安德鲁斯意识到单一的动物学研究、捕捉野生动物和采集动物标本考察目标，在哺乳动物与人类起源研究方面收效甚微，应拓展考察学科范围，组织一个包括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学、矿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专业学者共同参与的综合学术考察团体，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重建史前时期蒙古高原地区的气候、植被、动物等自然环境状况，这将是验证奥斯朋观点的最合适的方式。安德鲁斯指出：这将是探险史上首支多学科领域专家协作的考察团体，也是以后科学探险的发展趋势。^[18]

1921年，安德鲁斯率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主持的考察团体前往蒙古高原地区，并首次于考察全程以道奇牌卡车作为交通工具。为便于长期考察，安德鲁斯在北京租用了弓弦胡同2号作为探险队总部，这个院落的前一位租客是曾担任《泰晤士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19]安德鲁斯计划美国中亚探险队将在至少五年的时间内，以蒙古高原为中心，进行以古生物学为主的学术考察。考察地域除蒙古高原外，部分动植物专家还在陕西、海南、福建、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等地采集标本。^[20]根据气候条件，考察时间为每年的春夏两季。与中国西北地区的诸多考察团体及后来中瑞等国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持续的田野工作有所不同，美国中亚探险队在蒙古高原为阶段性考察。最终在1922年、1923年、1925年、1928年、1930年，安德鲁斯五次率领美国中亚探险队深入中国、蒙古两国境内的亚洲内陆高原地区。经费方面，除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承担一部分，安德鲁斯还采用了新的筹款方式，以博物馆的名义向社会募捐，先后获得26个州的个人与团体的资助，筹得40万美元的经费。^[21]在组织形式方面，安德鲁斯还寻求其他的合作方，如美国亚洲协会、《亚细亚》杂志等机构均在考察过程中给予诸多支持。考察全程以汽车作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局部地区使用骆驼、马匹。除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主干线，其他地区为“外蒙古”地区首次通行汽车。^[22]在考察步骤上，先用传统交通工具——骆驼携带汽油、食物等物资先行出发，在考察沿途设立大本营，负责后勤保障，各学科领域学者成立考察分队，进行独立考察。

1922年的4月至9月的美国第三次中亚探险队，为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分学科考察的团体，考察队员、助手及雇工共40余人。探险队自北京出发，沿京张线至张家口，然后沿张家口至库伦的大道向西北行，经滂江、乌得抵库伦，然后西南行至杭爱山，后东南行返回张家口，之后的考察路线大体一致。4月25日，探险队在二连浩特首先发现古生物化石，之后在8个地点获得自二叠纪至更新世的恐龙、象、鱼、昆虫及植物化石，数量众多，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亦是极为少见。^[23]此次考察后，安德鲁斯制定了更为明确的考察计划：一为“证明蒙古为生物分布之中心”；二为“考察高等哺乳类如人与马等，其最初之形式为何如”；三为“寻找人类之远祖究由何种哺乳类进化而来”。^[24](www.xing528.com)

1923年的考察内容与路线与之前一致，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绥远向北抵土谢图汗部的沙布克乌素后，采集到数量众多的恐龙蛋化石，引起世界轰动。它与其他哺乳动物和植物化石证据，表明蒙古高原地区在白垩纪时代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美国中亚探险队1922—1923年的两次考察集中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主要关注中生代至新生代早期的爬行和哺乳动物，之后的考察则扩展至考古学、人类学及动植物学等学科领域。^[25]

1925年，安德鲁斯继续因直奉战争等政治、军事等原因中止了考察。考古学者尼尔森（Nels Christian Nelson，1875—1964年）的加入，表明安德鲁斯和美国中亚探险队将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史前考古学作为考察的核心内容之一。尼尔森在沙布克乌素发现大量属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与其他人工制品，并据此首次拟定了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其他学科考察方面，均为之前考察内容的补充，考察团员发现的“从下部洪积层到下部白垩纪的二十三层以上明了的地层”，被安德鲁斯视为当时已知的陆生脊椎动物诞生地的证据。^[26]

1926—1927年，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察活动因北伐战争再次中断，直至1928年北方局势稳定下来。此前的数次考察，安德鲁斯均顺利得到中国和蒙古政府批准，在我国北方地区肆意猎杀动物、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发掘古生物化石和考古遗物等，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增添藏品。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和中国反帝反封建、争取主权、民主运动的逐渐兴盛，中国学术界对具有深刻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外国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察活动的反对与日俱增。1927年，北京十余家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阻止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的考察，也让美国中亚探险队的考察“变得极为艰难”。^[27]1928年，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干涉下，美国中亚探险队的采集品在张家口被政府扣押。安德鲁斯不得不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其他中国的政府机关与学术单位交涉，最终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达成协议，^[28]大部分搜集品运回美国。古生物化石在整理、研究和制作成标本后陆续运回北京，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验收，转赠予地质调查所保存。^[29]

1929年初，安德鲁斯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为组织最后一次蒙古高原考察活动，在中国境内考察之事展开谈判，于1930年3月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30]“第十九条”协议为蓝本，签订中美学者合作考察协议，^[31]并针对采集品签署了《古物保管委员会与安得思签订继续采集标本合同》及相关补充条款。^[32]中国学者张席褆、杨钟健、裴文中作为中方合作学者先后加入美国中亚探险队。探险队在蒙古高原地区考察了约半年时间，其中内蒙古地区百灵庙周边的考察基本参照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路线。^[33]此次考察共获得古脊椎动物化石、植物化石和新石器标本120余箱，其中古脊椎动物化石有重复的部分留在中国，其余部分按协定先运抵美国研究，后归还中国。^[34]由于安德鲁斯始终缺乏合作诚意，也不满于中方学者的正当考察活动，此次合作考察可谓草草收场。^[35]安德鲁斯及美国中亚探险队在中国和蒙古的考察活动最终落下帷幕。据安德鲁斯言，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计划与伪满洲国政府接洽，由东北地区进入蒙古考察，但最终未能成行。^[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