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贝洛伊特市西部边缘的一个乡村药材商人家庭，幼时受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Frank Michler Chapman，1864—1945年）和他的《北美东部鸟类手册》[1]的启蒙，立志从事动物学研究。[2]1902年，安德鲁斯进入威斯康星州贝洛伊特学院学习英语，并自主研修了考古学和进化论课程。1906年大学毕业后，安德鲁斯前往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1934年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安德鲁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早期的工作主要在鲸类哺乳动物研究方面，并借此而出名。1907—1908年，他在太平洋、北美东海岸附近及阿拉斯加附近海域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捕捞鲸鱼制作标本，并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和求偶活动等，获得了诸多此前未知的有关生活在深海中的地球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的详细资料，同时对其他类型的哺乳动物做了细致观察。[3]1909年，安德鲁斯受美国渔业局的邀请，率领一支政府考察团首次前往亚洲东南部和东部地区，在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朝鲜半岛等海域研究海洋生物和陆上爬行动物。
安德鲁斯开始关注蒙古高原地区始于有关哺乳动物和人类起源的假说。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陆地之一，亚洲长期以来被古生物学家视为生物进化史上“最稳定的地区”和某些哺乳动物的发源地。[4]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奥斯朋（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年）致力于古生物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方面建树颇多。[5]1901年，他支持了关于亚洲内陆是哺乳动物和人类发源与分布的主要地域的学说，[6]认为欧洲与北美的哺乳动物皆发源于亚洲内陆的蒙古高原、新疆、喜马拉雅山脉等地，[7]但这些观点均基于推论，尚无明确的古生物学证据。受到奥斯朋和欧洲探险家从亚洲带回的采集品的影响，安德鲁斯对亚洲的哺乳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东南亚地区的考察结束后，安德鲁斯于1915年拟定了一个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动物学标本，在当时美国学者涉猎不多的亚洲内陆地区进行长期探险的计划，并得到奥斯朋的支持。(www.xing528.com)
安德鲁斯之所以选择蒙古高原作为持续的考察目的地，首先是基于地理探险界追求优先发现权的传统，中国西北地区已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年）、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荣赫鹏（Sir-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年）等探险家进行了细致而卓有成效的考察，但从发现物来看缺乏支持奥斯朋观点的化石证据。之后，中国北方的史前考古成果愈加使他对蒙古高原考察的兴趣。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师丹斯基（Otto A.Zdansky，1894—1988年）和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年）等学者在临近蒙古高原的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牙齿化石，显然进一步鼓舞了他在蒙古高原寻找古人类化石的信心。[9]
安德鲁斯在中国的第一次探险主要位于西南部的云南。1916年，他与妻子伊薇特·博勒普·安德鲁斯（Yvette Borup Andrews，1891—1959年）[10]组织亚洲动物学考察团（Asiatic zoo logical expedition）自纽约出发，经福建、香港和越南等地抵达云南，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动物学考察。亚洲动物学考察团在云南活动的区域集中于大理、丽江、中甸、维西、保山、腾越等西南、西北部地区，考察内容为寻找野生动物并制作标本，搜集古动物化石。至1917年从云南至缅甸，考察团在云南共获得2100个哺乳动物、800个鸟类和200个爬行、两栖动物标本，200个用于解剖学研究的动物骨架，以及拍摄了150张彩色相片、1万英尺（3.048千米）的电影胶片。[11]通过此次考察，安德鲁斯不仅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到大量动物标本，也意识到亚洲内陆高原地区在更新世早期气候环境更加湿润，很可能是哺乳动物和人类最初的诞生地，[12]这使他树立了在中国更加广阔的地域工作，确认中亚是否为“北方大陆的哺乳动物的诞生地的明确目标计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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