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瞻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人口的盲目增长，给粮食供给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加重局部地区的灾荒，乾隆皇帝表示“甚忧之”。
陕西人口在古代虽几经起伏，但增幅仍十分可观。唐代陕西人口集中分布在泾、渭和洛、渭交汇地带。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陕西人口为4 283 138人，关中四州府的人口达279万多人，长安一城人口达80余万人，粮食常难以自给，关东粮食西运因需渡黄河天堑而倍显艰难，粮食危机一直存在。至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降为2 791 735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陕西人口为2 155 001人。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陕西人口上升为3 934 176人。此后人口持续上升。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86万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达10 207 256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12 050 699人。清末人口虽有所降，宣统二年（1910年）仍达8 054 407人。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大幅度提升，而陕西脆弱的农业生产却难以瞻给，粮价攀升“斗粟价值六七钱”，灾荒之时，“粟米昂贵，蕨根、榆皮采食殆尽”，甚至“斗米千钱”。
随着陕西人口的增多，旱灾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日趋严重。清人柴桑云：“秦中五岁不雨，草根、木皮俱尽，斗米千钱，人民离散，西凤为之一空，其病不能徙者，仅存皮骨，色如墨。其徙者亦枯瘠不能行。儿啼女哭，所不忍闻。所在白骨盈沟，僵尸满地，有鬻女于市者，止索三四百钱，黯惨之状，行路伤心。”[31]旱灾惨状窥一斑而知全貌。(www.xing528.com)
人口增长与粮食等生活资料匮乏间的矛盾在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驱使民众广泛开展求雨活动。太白山主体景观受此策动而发生变迁，太白山信仰也因此久盛不衰。人口增加产生的物质需求构成太白山信仰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推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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