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陕西一直受旱灾困扰,人们只能通过祈求神灵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祷雨乞晴,乡民尤重”的太白山神信仰习俗因此而兴。关中及陕北南部各地不仅广建太白庙,很多地方还有前往太白山朝香的习俗。每年七月朔,太白山“香火甚盛,男女奔走偕来”,并在七月初四举行赛神会,乡民们“执旗鸣钲”,以媚神邀福。此外,有些地方还举行“太白会”,如乾州薛禄镇在每年二月初八有太白会,会上“皆演戏,士民拈香甚众”[28]。这些习俗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被旱灾强化,影响着民众的生产生活,也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执政行为。对于旱灾无能为力的官吏,“束手罔所呼”,只能谋求其他途径,太白山神信仰为其提供简便可行的方法。
从唐代开始,求雨不仅是民间重要活动,亦是地方官员经常性工作。官员直接组织和参与求雨,且为太白山神求封不断。天宝八年(749年),太白山人李浑在太白山金星洞得“帝福寿玉版石”,太白山受封为神应公,六年之后改封灵应公。至宋代,太白山神连续加封,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封为济民侯,嘉祐七年(1062年)再封明应公[29],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进封福应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改封惠济王。及至元代,为与太白山三池对应,太白山神被析封为普济、惠民、灵应三王。乾隆五年(1740年),陕西总督上奏将太白神列入陕西祀典,三十九年再次奏准,敕封太白山为昭灵普润,山神为福应王[30]。光绪初年(1875年),太白山神又被加封为保民。山上的保安宫、新开山各神庙陆续被载入地方志乘,由官民供养。(www.xing528.com)
政治行为与民间观念结合,合成一种具有很大惯性的信仰力量。在此策动下,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的神秘意象和信仰习俗不断得到强化,激发民众参与祷雨活动的热情。为满足参与者的现实需求,对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进行相应调整,其自身受此策动发生变迁,整个太白山信仰也受此驱使而持续发展。在祷雨文化习俗浸染下,民众的精神需求奠定太白山神信仰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信仰推动机制,政府和官员的时代需求则构成了太白山信仰不断发展的政治推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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