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陕西而言，其生产方式长期以农耕为主，大部分地区“以麦为命”，充足的水源是小麦生长的必要条件。为发展农业，历任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先秦时期，关中地区已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凿有众多灌溉渠道。殆及汉代定都长安，关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就更为重要，新建和复修的水利工程更多。至清代乾隆年间，巡抚陈宏谋在关中平原“凿井三万八千有奇”，并“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毕沅也呼吁在关中地区兴修水利工程。道光年间，巡抚卢坤在论及长安县人民富庶时，特意指出此处“渠水甚多”。兴修如此众多的水利工程，足以看到关中农业对灌溉的依赖，也反衬出关中雨水不足的缺憾。
关中地区在季风控制下，降水量较低，季节与年际降水分配极为不均，易导致旱灾。据统计，在1700—1949年之间，陕西共发生旱灾49次，其发生频率为5年一遇。其中，大旱灾（即受灾县超过30个）有28次。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地域仅及数县或十数县的旱灾未进入统计[26]。从旱灾发生的地域看，以陕北与关中最为严重。陕北地区年降水量不足500毫米，且降水变率大，春夏之交极易发生旱灾，“山花已枯热风吹，哪见湿云麦陇垂（时北边望雨甚切）。十载忧民鬓有丝，何当霡霖又愆期”[27]，旱灾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危害。光绪《绥德州志》载，“雨泽稀少，而春耕时尤难调匀，播种失时即收获难望”。此处旱灾持续较长时间，明人马惫才在《备陈灾便疏》中就称：“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关中地区水利发达，但其覆盖面亦非常有限，其他地区远不如此，根本无法抵抗频发的旱灾。尽管地方官员采取抗灾措施，但在大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由此引发的灾难常将脆弱的农耕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频发的旱灾激起无助民众的信仰热情，促使人们寻求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最为秀傑”的太白山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应运而兴的太白山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因生存危机而产生的焦灼情绪。随着求雨这一文化行为的兴盛，驱使景观自身做出必要调整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不仅推动太白山主体景观的变迁，也促进太白山神信仰的发展。(www.xing528.com)
在独特自然环境下，人们的祈求奠定太白山信仰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自然策动机制；农业生产方面的需求则构成了太白山信仰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推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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