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存在表现为宗教、语言、艺术、风俗习惯等诸多层面,为不同族群提供了各自的精神空间。河湟地域广阔,一直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典型场域,各族群在此寻求着各自适应的文化领域,并以不同的方式对话和共存。清代,河湟地区已被视为“内地”,但其多元文化的特征并没有改变,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构成了该地区的基本文化格局。同时,由于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形成了许多特点鲜明的混合文化类型,比如居于汉藏边界的“家西番”除了具有汉文化特质外,还掺杂蒙、回文化因子。[9]清朝中期开始,居于黄河南岸的蒙古人因其处于藏族部落社会,在服装、饮食、居住、语言等方面都接近藏族,这类文化涵化现象更加丰富了河湟地区族群结构的多元特点。另外,在同一族群不同支系间也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如河湟地区的托茂人,按现民族成分被划归为回族,其实他们应属河湟蒙古人的支系,是蒙古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
除了延续和加强“多元”的特征外,清代河湟地区文化格局还具有超越民族性的“文化一体”特征,具体有以下表现:第一,河湟汉语方言是河湟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各民族间的频繁交流也反映在语言特点上。许多民族语言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如保安语中的“筷子”“庄稼”“鞋”“国家”“白菜”“书”等,东乡语中的“棉花”“茶”“醋”“玉米”“算盘”“笔”等,都是来自汉语方言。汉语方言词汇中也有很多来自当地藏语、土语、蒙古语等,如“一挂(瓜)”意为“全部”“都”,“胡都(dū)”意为“很”“非常”,这两个词汇都来自土族语。第二,“花儿”是河湟地区回、藏、汉、东乡、保安、土、撒拉等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喜爱的文艺形式,河湟各地花儿会与西南地区某些单一民族的歌会不同,花儿会超越了民族、宗教和语言的界限,突出反映了河湟地区各民族“求同存异”的文化心理。第三,趋同的风俗习惯。例如:回、东乡、保安、土、撒拉等族和居于湟源、湟中等地的部分藏族都采用汉姓;饮食品种、做法、口味等方面都逐渐趋于一致;民居建筑、服饰、婚丧习俗等方面也多有交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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