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湟地区民族交错杂居，发生着频繁的交往，互动类型十分丰富。汉族与藏族、蒙古族、回族的交流主要体现在经济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文化上基本处于对等互动，各自保留着清晰的文化边界，但也出现了文化交融的现象，如河湟藏传佛教的神祇系统中纳入了关公信仰，反映了明代以来汉族关公信仰在河湟地区的渗透，互助三世土观活佛土观·洛桑曲吉尼玛曾撰写祭文《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详细记述了关公的来历及祭祀仪规。河湟蒙古族与藏族的文化特质非常接近，两个民族以藏传佛教为“结点”呈现稳定和深入地互渗的现象，在经济生产方式、语言、饮食、服饰、丧葬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已趋同。回族与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的相互影响呈现不平衡状态，人口较少、地域分布较小的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处于人口较多、地域分布较广的回族的包围中，主要与回族进行互动和调适，在物质、制度及精神层面均向其靠拢，但被包围的民族的文化特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将其一部分嵌入强势民族文化体系中。在土族与藏族、汉族和蒙古族的持续接触中相互借取和吸收，造成一方或多方的文化在某一方面发生变异，但并未导致整体同化，比如土族信仰藏传佛教，但在其他文化特征上仍保留着自身的特色。
同时，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的经济文化体系之间呈现出相互依存互补的特征。如今天的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合作、西宁、化隆、同仁等地是典型的回、藏交错杂居之地，由于频繁地接触和交往，回、藏两族在生活习惯、饮食、服饰及语言等方面都互有影响，很多回族会讲藏语，很多藏族也通晓汉语，河湟回、藏民族之间还时常有通婚现象，特别是一些在藏区经商的回族，常娶藏族妇女并定居藏区，也有迎娶藏族女子回老家生活的。[7]西道堂回族商队也与藏族关系友好，“西道堂的回教徒既散处于各藏人住区，每因生活上的不时接触，便和各部落的头人发生密切联系，有时就在当地娶妻生子”。[8]总的来说，生活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拥有共同的生存空间，虽然都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边界，但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频繁而多样的互动交往，这也是形成独特河湟文化的重要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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