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力量的重组，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孕育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今日河湟地区特有少数民族的形成均在元代酝酿，发展于明代，成熟于清代。明代基本上结束了元代以前纷扰割据、混战不一的状况，地区与民族间的迁徙移动相对减少，迁入此地的蒙古、色目群体与原有居民广泛融合，孕育出了回、东乡、土、保安、撒拉和裕固等新的民族共同体，但是民族边界和身份界定并不清晰，也并没有特别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如“回回”正向“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进行过渡，东乡、保安、撒拉等族与“回回”常常混杂，被称为“东乡回回”“保安回回”“撒拉回回”。清代，汉、藏、蒙三大民族势力交界处也为上述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空间。
清代，伴随着各族群力量的发展壮大，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起义，引起了中央政府对河湟民族地区的高度关注，对这一地区民族身份的厘清具有重要意义。如从明代开始，居住在河湟藏区的撒拉族就被称为“番回”，“明朝政府的间接统治形式进一步把撒拉人和其他群体定义为番”，[4]这个术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781年撒拉族起义。清代陕甘回族事变爆发后，清朝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到“撒拉番回”确切的民族身份，因为这关系到对其治理的具体手段以及治理效果问题，最终将其从“番人”这一模糊的族群中剥离出来，对其民族身份及特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厘清。[5]还有学者指出，“保安人”和“保安族”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保安族是“清代咸同年间，‘保安人’中的穆斯林由于种种原因迁居到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居住，最终形成了‘保安族’”。[6]伴随着清朝对河湟地区统治的推进，行政管理的细致化程度加强，对该地区复杂民族成分的辨别和认定也更加清晰，以保证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更为有效。(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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