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官在清代河西走廊水利纠纷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水利纠纷的调处，实现用水秩序的和谐和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河西走廊水源短缺，民众视水脉为命脉，在水源枯减的年代里，不遵水规、违规浇灌之事多发。史载：“年年均水起喧嚣，荷锸如云人语繁，细刻分阴冕，一滴俱关养命源。”[21]民众对分水一事亦“甚为重视”[22]。在此背景下，能否公平分水成为河西地方社会的重大关切，如能按规均水，保证各方水利利益，则相安无事，否则水案即起，社会不安。
因水而起的水事纠纷是清代河西地区讼案的主体，“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端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如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其往事可鉴已”。[23]水利纷争成为当地民间纠纷及矛盾的重心。清代河西地区水案数量多、影响大，争水双方矛盾尖锐、不易化解，纠纷往往持续时间长、牵涉人数多，成为影响该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从古到今，这里每县的人民一致认为血可流，水不可失，持刀荷锄、互争水流、断折臂足，无一退让，死者、伤者一年之内不知多少，足见问题之严重与真实性。”[24]如古浪县川六坝与长流坝两处争水，自康熙年间持续至民国时期，期间断断续续争控多次，“近年以来天多苦旱争端因之愈甚”。[25]水事纠纷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再如山丹县“乃于开渠杜坝之时，每因多争一勺竟至讼起，百端罗致多人屡日难决”。[26]可见，清代河西地区重大民间冲突往往与水利纠纷相关联，并且矛盾难解，易于激化。
在此情况下，专司分水及解决水利纠纷的水官的作用就凸显出来。（道光）《镇番县志》对水官处理水利纠纷的基本原则记载道：
夫河渠、水利固不敢妄议纷更，尤不可拘泥成见，要惟于率由旧章之中寓临时匀挪之法，或禀请至官，当机立决，抑或先差均水以息争端，毋失时、毋偏枯斯为得之，贤司牧其知所尽心哉。[27]
水官处理水案时，既不能随意妄议纷争，又不可拘泥成见，需在“率由旧章”的基础上，“寓临时匀挪之法”灵活处理，赋予水官在水案处理中较大权力。日常小型水利纠纷由水官根据水规全权处理，若水案较大难以断决，则需上奏官府，由水官做出案件报告报呈县府批示，其总的原则即为“毋失时、毋偏枯”。(www.xing528.com)
以镇番水案为例，可见水利纠纷调处中水官的作用。
清代河西走廊水事纠纷的处理程序一般先由水官做出公议，然后上奏县府，县府据此做出裁断。而基层水官的公议结果极为重要，是案件裁断的基础。乾隆十三年（1748年），镇番县屯户与坝民互争水利，控于县府，甘肃按察副使要求镇番县细查。镇番县府命当地水老确细勘察，做出公议结果。随即各坝水老等实地查勘，形成公议：“春水四坝以清明次日起，六坝亦以清明次日起，冬水四坝以立冬第五日止，六坝自第六日起至小雪日止，相应附勒碑内并垂不休。”[28]争议地亩的浇水规章由水官公议裁定，并上奏县府，县府据此做出定论。在水案公议的形成过程中，县府多数情况下不会参与，水官对公议拥有很大发言权，其公议结果左右着案件的最终判决。
在水案的处理中，水官因更熟知水情，拥有丰富水利经验，往往可找到较好的水案解决途径，所做公议亦能够得到争议双方的认同，可以做到“息事而宁人”，并保证用水公平。乾隆年间，镇番县四坝下截红沙堡与狼湖二沟，士民在议搭橙槽行水一事上，两相争议不休并控于县府。对此，四渠坝水老等经过实地查勘认为，“下截修筑橙槽实系沙河无底，难以相立”，因此对议搭橙槽行水一事做出调整：“将狼湖二沟二百有零钱粮水利，亦从新河一牌使水，按立坪口两个，由西面浇灌。”[29]该议定结果“同众确议情愿”，争议双方皆无异议，水事纠纷得以解决。
实际上，浇灌规章一旦由水官议定后即具有较强约束力，成为日后解决水利纠纷的主要依据。乾隆年间，镇番县头坝土地被风沙掩压，头坝民户呈请县府酌地移坵于北边外红沙梁开种，故由四渠坝水老裁断将头坝长行三口夏水给各坝分浇，以此换取牌隙秋水三十昼夜，各坝头人且有甘结在案。然，十余年后，大二坝民户却复争红沙梁三十日秋水，双方复控于县府。对此，镇番县府主要依据之前水老议定章程断勘，[30]顺利解决水案。
史称，清代河西地区“水是人血脉”，因水而引发的纠纷始终存在，这也成为影响清代河西地方治理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解决水利纠纷，也是衡量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标志，水利纠纷的调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看到，河西地方水官通过重新定水规、调处水利矛盾等活动，在化解民间水利纷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解决水利纠纷、维护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实现地方社会治理的息事而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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