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与西南权力中心的关系

骆秉章在当时西南政局的影响力还表现在他与当时四川及各邻省众多同僚的关系上，而这却更能够反映出当时政局的变化特征与发展趋势。

晚年的骆秉章能够在当时的政坛风光数年，根本的因素在于他自身的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在他身边有一位甘当配角的同僚——成都将军崇实。当骆秉章“比将入境”之时，当时兼署四川总督的成都将军崇实早早地就“遣官迎候，冠盖望于道，悉发夔关税银助饷”^[38]，崇实的这一友好态度很快便拉近了骆秉章与他的关系。不久，骆秉章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崇实对骆秉章更加佩服，疏言：“自滇匪扰蜀，皇上特简骆秉章率师督办。自维才识，多有不逮，百计图维，豫储款项，以待楚师之至，并屡吁天恩，请畀骆秉章重权。自骆秉章抵顺庆以后，所有各营征调，无不先事咨商，不自专主。”^[39]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清廷补授骆秉章四川总督后，骆秉章立即表示了对崇实的信任。当时，四川提督福济参劾崇实应该对当时蓝、李起义规模迅速扩大负有主要责任时，骆秉章却为崇实积极辩护。骆秉章的这一态度，使得崇实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对此崇实不仅非常感激骆秉章，而且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骆秉章在当时政坛上的分量，从此倾心辅佐骆秉章。即便在同治四年七月至同治六年三月，骆秉章因病修养而由崇实暂署总督期间，崇实在“军事上仍倚秉章”^[40]，令骆秉章感到很欣慰，“所幸成都将军崇实兼署督篆一年有余，凡遇紧要公件与臣筹商，意见均属相合”^[41]。崇实倾心辅佐骆秉章，应当是出于真心，当骆秉章去世后，其侄孙也获荫保，“饰终懋典，荣及旁孙，他疆臣未尝有也”^[42]，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崇实的奏保。骆秉章的去世令崇实非常悲痛，不由地发出了“目营四海我何倚”的悲叹。

正因为有崇实的全力支持，骆秉章在与周边邻省诸多同僚的交往过程中，才能显得从容不迫。这方面的情况因涉及的人物比较多，因而显得较为复杂，这里只想着重论述一下骆秉章与几位官场老相识张亮基、劳崇光、潘铎等人的关系。

骆秉章与张亮基曾三度同城共事，第一次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到四月在云南，骆秉章是布政使，张亮基是巡抚。第二次是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到十一月，长沙守城之战期间，骆秉章是被免职的前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是接替骆秉章的新任巡抚。第三次是咸丰三年（1853年）一月，在武昌，骆秉章暂署湖北巡抚期间，张亮基是署理湖广总督，以后骆秉章再任湘抚时，张亮基仍是湖广总督，直到咸丰三年八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三次共事，张亮基的地位都要高过骆秉章。仅为举人出身的张亮基比骆秉章年轻十六岁，1809年出生的张亮基身膺疆寄时才四十出头，政治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可谁能想到，十年之后，当二人在西南政局中再次打交道时，占据主动的却是更加老迈的骆秉章。

同治元年年底，贵阳教案后，因怀疑黔抚韩超被前贵州提督田兴恕挟制，不能正常办案，骆秉章奏保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到黔查办。当时张亮基正在云南督办军务，此时的他虽已在云南官场滚打五六年，但在仕途上却颇不得志。自从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调任山东巡抚后，张亮基在官场上几度沉浮。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张亮基因城池失守以及冒功等多项罪名遭到胜保重参，被发往军台效力。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被清廷赏给五品顶戴，派往云南帮同办理军务。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再度被授为云南巡抚，并很快升任云贵总督。但两年后，因起义声势日益浩大，张亮基又被处以降二级留任的惩罚，在云南戴罪督办军务。

骆秉章奏保张亮基前往贵州查办教案，表面看来是在关照张亮基，其实不然，骆秉章真正的目的，是想将张亮基限制起来。因为戴罪之身的张亮基急于想在云南反攻回族起义军，以期用军事上的胜利换取朝廷对他的再次信任，而要“早筹滇事”就必须由四川向云南援兵拨饷，这就打乱了骆秉章“先黔后滇”的战略部署。于是，同治元年十月，骆秉章奏请由张亮基去贵州查办教案。而在张亮基走后不久，骆秉章保荐的门生贾洪诏就被清廷任命为云南巡抚。

当时的西南政局中接连发生高级文官被不羁武员杀害事件。咸丰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因擢升陕西巡抚而遭已革副将何有保妒忌而惨遭杀害。同治元年，署理云贵总督潘铎因无亲兵，路过成都时向骆秉章借勇二千，遭到骆秉章的拒绝，路过贵阳时，朝廷曾经想以潘铎的总督身份，迫使田兴恕就范，但没想到的是，田兴恕竟“于夤夜遣刺客持刀逼潘制军立刻出省”^[43]。结果潘铎在贵阳只待了七天，便匆匆离去，只身到达昆明后不久就被回将马荣杀害。其实，潘铎也并非无能之辈，他与骆秉章同为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进士，后又与骆秉章一起被选为庶吉士。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潘铎便升任河南巡抚，当时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很多人都很欣赏他的才干。咸丰三年，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时，曾经联合湖南藩、臬二司共同打压曾国藩，弄得曾国藩一度难有作为，但不久，潘铎因病引退回籍。咸丰十一年，潘铎被清廷重新起用，派往云南署理云贵总督，结果却惨遭杀害。(www.xing528.com)

潘铎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在当时的西南政局中，如果一个文官手中没有自己的亲信武装，那他将很难有所作为，甚至性命不保。张亮基在西南任事多年，与地方上许多文武官绅都能称兄道弟，所以他能够轻易地将那批令骆秉章头疼的林自清散练打发走。让他查办田兴恕，朝廷明确的用意就在于“田兴恕曾经张亮基拔擢，所部兵弁半系相习之人，当必有法钳制”^[44]。

在查办贵阳教案的过程中，清廷并未像以往那样由京城派出部院大臣前往查办田兴恕，而是让四位地方督抚，即云贵总督劳崇光、贵州巡抚张亮基、四川总督骆秉章以及成都将军崇实共同查办。要查办田兴恕这样一位年纪轻轻但却手握重兵的前署贵州提督，朝廷最担心的就是田兴恕身上难以驾驭的军功权势，因此朝廷在选择办案大臣时，最看重的便是骆、张、劳三位办案大臣身上多年积累的在军功阶层中的威望。

然而，张亮基、劳崇光只知一味地培植亲信武员，与武员联系太过紧密，有时也会反受其累，并最终被他们所误。在当时西南政局中就曾有多位高官先后因此而受到朝廷的重责。前任云贵总督徐之铭因培植亲信回族将领，被清廷革职，前任署四川总督曾望颜因任用私人而被参革职。

贵阳教案完结后不久，劳崇光与张亮基便因各自任用私人、督抚不和、处置乖方而被当时的贵州学政黎培敬参劾。“张亮基遇事乖谬忌刻，多任私，听其子张胪寿及陆传应之子陆佑勤朋比为奸，复引用总兵林自清为心腹，认作义子，以致军务吏治日就隳弛，林自清练勇遍布省城及各州县，淫掠殃民。”^[45]结果朝廷竟然让骆秉章派四川臬司赵长龄前去查办劳、张二人。骆秉章得旨后又将劳、张二人再次重参。“臣伏查自劳崇光、张亮基前后抵黔以来，不惟军务、吏治毫无起色，且彼此意见不合，各有亲信任用之人”^[46]，并且提醒清廷，“劳崇光前在两广总督任内，曾以任用私人被参”^[47]。

包括张亮基、劳崇光在内的当时西南政局中一批高官都是仅仅因为任用私人就曾多次遭到重参，这表明清廷对于地方大员呼朋引类、培植私人势力的危险是非常警惕并严加防范的。而骆秉章虽然在西南政局中显示出了巨大影响力，但面对朝廷的威严俯视，仍然必须处处谨慎小心。尽管朝廷给予了骆秉章充分的信任，甚至让他派四川臬司赵长龄前去查办劳、张二人，但是骆秉章却并不敢让仅是川臬的赵长龄前去查办外省督抚，而是自己上奏将张、劳二人毫不留情地数落了一番，并表示“臣虽与劳崇光会试同榜，在京供职，时相往还，并与张亮基曾在云南、湖南、湖北共事，亦属旧识，然大局攸关，万不敢稍为瞻徇隐讳，请断自宸衷，俾黔事早得挽救”^[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