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以前，督抚主要是以题补的形式参与铨政，并且还要受很大的限制，而督抚保举虽有定制，但受到的限制更大，因而规模很小。进入咸丰朝以后，为了获得应对乱局的人才，清廷开始逐步重视保举。随着湘军的崛起，有实力的地方督抚逐渐成为保举权的主要行使者。与保举权相对应的纠参之权，此时也向督抚倾斜，“往时朝廷有纠参、有保举，同官及部民相与诘于上司，有揭告；今则纠参保举，惟督抚之自为政。朝廷黜陟，有言及者，多置不理”[22]。其实，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并不多，就咸同之交的那几年而言，主要也就是曾国藩、骆秉章、胡林翼等几个人而已。
就骆秉章而言，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他竟然去参劾浙江巡抚胡兴仁，说他“不谙军旅，又所募勇皆不足恃，不宜使办军务”，对此，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感言，“大臣遇事尽言，无所顾忌，即此见中丞之大”[23]。又比如，咸丰十一年三月，骆秉章虽已离开湖南，但仍对湖南巡抚的人选提出意见，参劾署理湖南巡抚翟诰“衰迈耽安逸”，“奏请简放威望夙著，晓畅军务重臣抚楚”。对此，郭嵩焘又有感言，“此老德威所积，非人所易几也”[24]。这两个例子都是针对巡抚一级的重要官员的，可见，骆秉章在当时督抚中地位之显赫。然而，这还仅仅是骆秉章未真正掌握重要兵权时的表现。在他进入四川，有了强大军队作为权力后盾之后，他的保举、纠参折片便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于西南、西北用人，每每都要先垂询一下骆秉章的意见。
当原任四川按察使的毛震寿同治元年到陕西任布政使不得力时，清廷先是责怪骆秉章失察，但骆秉章却以毛震寿非其所保而不愿承担责任。“自臣抵川以来，既非素谂毛震寿能任兵画，始终未敢保奏。”[25]当清廷又令骆秉章查办毛震寿时，并让他推荐陕西藩司人选时，骆秉章先是保其门生前任云南藩司贾洪诏。当清廷否决了这一人选后，骆秉章又于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保举湖北候选员外郎汉军旗李云麟督办陕南军务。在清廷简派江西藩司李恒接办陕南军务之后，骆秉章仍然保举李云麟在李恒未到任前代理督办陕南军务，后来李恒于赴任途中病故，李云麟就成了督办陕南军务当然的人选。尽管西安将军多隆阿于李云麟到任不久，就奏参他“心浮胆怯，言大而夸，实非将将之才”[26]，但是骆秉章仍然上奏力保李云麟。
最为时人惊叹的是，骆秉章对刘蓉的再三保举。当初，“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27]，很快又在骆秉章的保举下升任四川藩司，当时就连曾国藩也感叹，“霞仙一飞冲天，较李、彭诸公尤为破格”[28]。同治二年七月，刘蓉在骆秉章的保举下又升任陕西巡抚。虽然刘蓉带大军尚未到陕就遭败仗，而且以后经过大半年时间，陕南军务仍毫无起色，“廷议多言刘蓉无实，不可用，诏询秉章”[29]，骆秉章却称刘蓉“于汉南军务尚能联络楚军，将蓝、曹各逆次第破灭”，并称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因此“未能尽洽舆情，易招谤讟”[30]。结果，刘蓉得以留任陕抚。同治四年九月，刘蓉被罢后，以四川按察使赵长龄巡抚陕西，而赵长龄仍是骆秉章保荐的。
甘肃、贵州的官员选免，骆秉章也有发言权。同治四年闰五月三十日，骆秉章举荐甘肃臬司林之望去陇右募勇带兵，称林之望“在巩秦之间防剿数年，此次复会同川陕诸军进攻阶州踞逆，其所部勇丁多系秦陇土著，统领得人，驾驭得法”[31]。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保举蹇訚前往遵义防守并负责安抚工作。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举荐席宝田督办贵州军务，“臣之所知者，湖南则有前任贵州臬司席宝田，久经战阵，熟悉戎机”[32]。(www.xing528.com)
除保举之外，骆秉章在当时西南政局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他对四川及周边邻省诸多事务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中。咸丰十一年八月，骆秉章尚未到达成都，弹章就已上了两本，先是参劾夔州知府唐炯纵容所带黔勇杀害湘勇，后又参劾四川布政使祥奎、总兵衔署督标中军副将张定川“视肥瘠为重轻，挟制上司，毫无忌惮”[33]。骆秉章此举不仅是一个下马威，更是其整顿四川吏治、营务的开始。在骆秉章看来，“剿办贼匪为治标之计，而澄清吏治、整顿营务实为治本之图”[34]。当时，骆秉章尚未接到补授其为川督的谕旨，清楚自己只是“奉命督办军务，本无察吏之责”，但又觉得“戡乱必清其源，吏治不修，则乱源不塞”[35]，所以还是要越权参劾贪劣官员。后来在镇压各次起义的过程中，骆秉章在保举的同时，也参劾了许多打仗不勇猛的官员。咸丰十一年十月，骆秉章因先前所调人员——湖南候选道孙坦以及候选州同邹寿璋不愿入川，奏请将二人革职。邹寿璋并非无名之辈，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湘乡最初的一千人规模的练勇，邹寿璋就是其中的右营营官。就是这样一位湘军元老级的人物，如果不服从骆秉章的调遣，也同样逃不过骆秉章的严参。
被骆秉章参劾的不仅是四川的官员，还有邻省的官员。同治四年（1865年），甘肃提督陶茂林剿杀甘肃阶州的太平军时，所部各营勇丁因乏饷哗溃，纷纷南下四川，气得骆秉章赶紧奏请由甘肃臬司林之望代替陶茂林。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在举荐蹇訚前往贵州担任遵义知府之前，骆秉章先将遵义知县冯澍参劾掉，此时的骆秉章已不再顾忌自己是否越权。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重病之中的骆秉章仍不忘参劾湖南援黔军指挥官李元度、兆琛二人，“李元度剿办一年之久，并无寸效，以致贼氛益炽，兆琛前在湖南仅带勇防堵，此次援黔，闻不甚得力，糜饷老师，似非另择将帅窃恐未易成功”[36]，并积极举荐席宝田前往贵东担任总指挥。
有时，就算是朝廷非常看好的官员，骆秉章也会泼点凉水，比如同治二年十月，云南提督福升奏请饬骆秉章援拨滇饷，并请求整顿云南铜、盐各厂以济滇饷。朝廷觉得其“所筹不为无见”，令骆秉章评议一番。结果骆秉章不仅对福升所筹办法不以为然，而且还就自己所见以及从云贵总督劳崇光、云南巡抚贾洪诏处得来的信息，揭了福升的老底。原来，福升根本就是一个无能的昏官，其奏议皆是出自其手下劣绅。结果福升被立即免职，云南提督一职改由骆秉章非常器重的川将唐友耕担任。
当时滇、黔两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驿路常常中断，清廷与这两个省的联系只有通过四川中转，而骆秉章又非常受朝廷的信任，因此清廷不仅放手让骆秉章安排这两个省的人事，而且还让骆秉章在这两个省安插眼线。比如，同治元年三月，当云南林自清所带练勇发生骚乱，企图进入四川时，朝廷便谕令骆秉章先查明云南学政张锡嵘，“如人尚可靠，即密派妥员，向该学政函询明确，俟得其覆函，即行驰奏，如该学政深知其中梗概，嗣后滇中实在情形正可不时密函询问具奏，抑或另派川中结实可靠之员，前往密探，庶可洞悉机宜，是为至要”[37]。以后云南各地的官绅有事都愿意向骆秉章禀报，然后再由骆秉章将这些情报汇总，向朝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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