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督川最佳人选

咸丰年间，骆秉章巡抚湖南前后长达十年之久，是湘军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在此十年间，他对湘军后方大本营——湖南的有力经营，不仅让曾国藩在外省作战有了可靠的饷源、兵源保证，而且还使本不富裕的湖南有能力向湖北、江西、广西、贵州等相邻省份派出大量援兵。尽管担任十年湘抚体现了清廷对骆秉章的高度信任，但是就骆秉章的巨大“功绩”而言，长期担任巡抚，不得升迁，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他。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终于等来了升迁四川总督的机会。

自太平天国运动于咸丰元年（1851年）兴起，九年间，华南、华中、华东各省兵燹不断，唯独四川偏处西南，未遭兵创。为了支持东南各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咸丰初年起，四川从过去的受协省份一变而成供协省份，不仅要按期解交京饷，而且还要不断地向湖南、湖北以及东南数省提供协饷。所以此时对清王朝而言，四川的安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但是自咸丰九年（1859年）起，先是蓝、李起义，后是石达开即将挥师入蜀，四川局势骤变。一时间，督办四川军务的人选成了清廷内外议论纷纷的重要话题。在最终确定骆秉章入川之前，督川人选曾经有过数次的变更。

督办四川军务的人选从曾国藩，到曹澍钟，到左宗棠，到刘长佑，最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二十七日定为骆秉章。^[2]而与此相呼应的四川总督的人选也是一变再变，先是黄宗汉，再是有凤，再又曾望颜，再又东纯，再又崇实，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最终实授骆秉章为四川总督。^[3]

清廷一再更换四川军政大员的人选，主要是基于安定四川的重要意义考虑的，安定四川不仅是安定西南的根本所在，而且也是东南战乱省份，尤其是湖北饷源的重要保证。咸丰十年，胡林翼在奏折中诉苦道：“自去冬川省扰乱以来，湖北军饷月亏十余万两，饥溃情形不堪思议。盖财用之流通，如人身之血脉，一肢病废，通体不安。况四川居湖北之上游，四川之乱，如提千钧之沸鼎从顶灌下，则湖北有不遍体糜伤者哉。”^[4]然而也正是因为四川在当时尤显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才使得这一关键省份的军政大员必须是如左宗棠所云的“专制一方之才”^[5]。但在四川军政大员的人选中，满族贵族有凤颟顸不能任事，东纯年老体衰，崇实长期任职京师且年纪尚轻、阅历有限；汉族官员黄宗汉、曾望颜或许是治世良吏，却非乱世能臣，左宗棠、刘长佑虽曾在骆秉章幕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资历尚浅，难孚众望。而环视当时清朝政坛，这样的“专制一方之才”，在封疆或未封疆的地方一线大员中，也不过就是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寥寥数员而已。曾国藩、胡林翼所处地方，攻战任务正艰，难以分顾四川，而骆秉章巡抚湖南已满十年，境内相对安定。虽然武将大多在外省征战，但骆秉章却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领导文官们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即便骆秉章此时离开湖南，湖南政局仍可保持稳定。此种情形正如署理巡抚翟诰所言：“湖南吏治民风，经抚臣骆秉章经年整顿，聿著成效。臣一切遵守旧章，认真经理团练事宜。”^[6](www.xing528.com)

在经过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之后，咸丰十一年年初，骆秉章终于踏上了入蜀的征程，此后他在四川的表现没有辜负清廷对他的信任。在执掌四川军政大权后，骆秉章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将蓝、李起义镇压下去，同治二年（1863年）又镇压了石达开部的太平军。“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擒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7]在迅速镇压了四川境内的农民起义后，骆秉章在确保四川稳定的同时，又开始积极地向陕西、甘肃、贵州派出援军，镇压其各自境内的农民起义。正因为有如此“出色”的表现，督川的七年就成了骆秉章最后的，也是最显赫的人生阶段。同治元年年初，“京察以公办贼无畛域，荐举尤得人，剿丹稜有功，赏加太子少保衔”^[8]。同治二年，当石达开被俘身亡后，“上以公调度有方，晋太子太保”^[9]。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当清军攻陷天京后，清廷追叙前功，赏骆秉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换戴双眼花翎。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初九日，骆秉章升任协办大学士。在晚清地方督抚中，地方官员兼协办大学士者，并不多见。

能够在纷乱的战局中占据主动，骆秉章靠的是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然而能够一次次及时而有效地调兵遣将，充分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骆秉章靠的却是自己十年湘抚任内积聚起来的崇高威望及军事才干，而这一点正是当时晚清政坛上很多能臣无法与之比拟的。因此，朝廷让骆秉章入川，不仅是看重了他的文武才具，更是看重了他在当时政局中的广泛影响力。而他在四川七年的任事过程中，在施展才干、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也在继续地积聚自身的威望。他在湖南的十年，尽管是当时东南战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相比于曾国藩，他仍只是一个大部分时间处于后台、不被一般人所重视的枢要人物，而在四川的七年，他不仅是当时西部战局的关键人物，更是整个西南政局的中心人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骆秉章到底是怎样影响着当时的西南政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