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便已经向清朝奉表称臣，在此后频繁朝觐与贸易过程中一直表现恭顺。当时，摆在清朝和哈萨克之间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哈萨克越界进入清朝境内游牧的问题。不过尽管哈萨克越界游牧令清朝政府常常感到气恼，但是由于此种行为并不会对清朝在新疆的安全造成太大的威胁，因而主要针对哈萨克的边防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便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当时清朝总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它在新疆的边防体系能够尽可能摆脱对内地后勤补给的依赖，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并且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能够血脉相通，而这一思路的工作重点便是屯田。可以说，屯田是清朝当时在新疆一切规划与措置的前提和基础。有关清代新疆屯田的内容和作用，王希隆已做过非常系统完整的论述，[2]而笔者侧重的是屯田的路线与方向对于构建边防体系的影响。
在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朝在新疆的屯田路线大致是乌鲁木齐（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伊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塔尔巴哈台（乾隆三十年，1765年），方向是由内而外，逐渐遥远。这样一种屯田路线与方向，实际上非常符合清朝政府对新疆边防建设的“次第办理”[3]的原则。此种屯田，其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移民实边、开发边疆，而是为了边防安全，为了解决将来戍边军人的粮食供给问题。最初往往主要是兵屯，而且一旦展开，筑城、驻兵、设卡、台站等一系列边防建设工作都将很快跟进，以确保边防线不会孤悬境上，而是与新疆腹地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清朝政府在规划和实施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等靠近边境地区的屯田驻兵工作时，无不蕴含了防范哈萨克的深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当驻伊犁办事的参赞大臣阿桂奏请在伊犁派兵屯田时，乾隆帝就明确表示：“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噜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4]一个月之后，乾隆帝又提醒阿桂，伊犁屯田“非寻常屯田处所可比，必固其堡寨，勤其瞭望，庶藏匿之玛哈沁及哈萨克等不敢滋事”。[5]当伊犁屯田驻兵工作正式启动之后，清朝政府便立即通过敕书通知哈萨克：“现在伊犁等处，驻兵屯田，国家法令森严，决不侵轶尔游牧，但尔所部若不守分安业，妄行越境游牧，则驻扎之将军大臣等必不肯从。”[6]
在塔尔巴哈台方面，清朝政府也是很早就计划驻兵屯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月，乾隆帝饬谕阿桂等晓谕哈萨克，塔尔巴哈台地方“为天朝平定，将来办理驻兵”，并由此警告哈萨克若私行前往塔尔巴哈台游牧，清朝军队必定将其“立行驱逐出界”。[7]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阿桂正式奏请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塔尔巴哈台位于厄鲁特地方西北边界，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距甚近，不能不派兵驻守”。同时，阿桂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驻兵、屯田、设卡的规划。按照他的规划，塔尔巴哈台开始的屯田时间是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这就意味着清朝还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而，乾隆帝还是觉得有些仓促，没有立即批准阿桂的奏请。在乾隆帝看来，当时哈萨克在塔尔巴哈台越界游牧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清朝只需“每年巡查一次”，[8]就可以将哈萨克驱逐出界。可见，当时清朝政府在规划塔尔巴哈台屯田驻兵的过程中，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乾隆帝当时没有立即批准阿桂的规划，但是为了防范哈萨克，从长远来看，他也认为塔尔巴哈台“终须驻兵”。而且为了配合将来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乾隆帝还同时提出了在科布多的屯田计划，“若令成衮扎布仍驻劄乌里雅苏台，另派参赞大臣在科布多屯田，数年后，将官兵移驻，将来塔尔巴哈台、额尔齐斯等处驻兵，便成掎角之势”。[9]科布多驻兵屯田计划经军机大臣们议覆后，很快便由乾隆帝批准，开始实施。(www.xing528.com)
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都与哈萨克搭界，都存在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在这两处地方驻兵屯田，主要都是为了防范哈萨克，但是同时提出的两地驻兵屯田计划，为何塔尔巴哈台要暂缓开展，而科布多则是立即实施呢？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科布多自从康熙年间就已经成为清朝的疆土，为了对付准噶尔，清朝已经在那里断断续续地经营了几十年，而塔尔巴哈台对于清朝而言，则是刚刚划入版宇的“新疆”，一切工作都将从零开始。因此，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科布多驻兵屯田的条件和基础都要好过塔尔巴哈台。即便是按照最积极、乐观的阿桂的那份规划，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最早也得要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方能开始实施。也正因为此，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之后，虽然清朝政府越来越频繁地接到哈萨克越界进入塔尔巴哈台游牧的报告，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清朝政府无法立即着手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所能够做的只能是频繁派兵前往塔尔巴哈台地区驱逐哈萨克。不过，这样的无奈却也令清朝政府更加认识到了将来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的重要性。
经过战后两年在新疆各地持续不断地屯田、筑城的建设努力，清朝政府已经对新疆未来的治理模式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年底，踌躇满志的乾隆帝突然将办理新疆经费事宜宣谕中外。自乾隆二十年（1754年）春用兵西域以来，乾隆帝始终饱受朝野对他的各种好大喜功、虚糜国帑的非议与质疑。“前用兵之初，庸愚无识之徒，好生浮议……今武功大定，或又以长驾远驭，不无多耗内地物力为疑”，然而“今经查核，不但未曾多费，而且有所节省”。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好结果，主要是因为屯田。当时新疆驻扎部队共计一万七千余名，每年“所需粮食、料豆八万二千八百余石，俱于屯田支给”。[10]这无疑令乾隆帝更加重视在新疆业已开展两年时间的屯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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