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权在关外发展的壮大过程中，蒙藏地方政教首领已经陆续前往投效。清廷入关，册封五世达赖后，更多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应召或自行来到京城，成为京城新修建之藏传佛教寺院的额定喇嘛。在绥抚蒙藏地区的过程中，这些驻京大喇嘛确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远远没有达到如臂使指的程度，阳奉阴违、对抗国家统一意志的行为时有发生。有鉴于此，历代清帝都有意识地完善驻京喇嘛制度，强化其职能。到乾隆朝，随着雍和宫的兴建，喇嘛交流培养制度的完善，驻京呼图克图权威日盛，北京成为比翼拉萨的新的黄教中心。
1.雍和宫的兴建及其宗教职能
乾隆九年（1744年），原雍正皇帝府邸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一有益于弘扬教法之大事，受到蒙藏僧俗各界热烈欢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等上表庆贺，乾隆皇帝谕示达赖喇嘛自西藏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等选派显、密、医、杂四扎仓上师，并从三大寺挑选十八名格西级经师，送往雍和宫。达赖喇嘛遵旨办理，在雍和宫改建尚未开光之前，即“由哲蚌、甘丹、温都孙等大庙喇嘛内，拣选熟谙经文，能守净道”、堪膺“教授经艺之喇嘛二十二名，其僧徒喇嘛五十二名，通共七十四名”送往京城。随后，清廷又从甘肃、青海各寺邀请呼图克图进京驻于雍和宫。各地蒙古王公也遵旨陆续选派本旗符合条件之喇嘛前往雍和宫习经。所以，从一开始，雍和宫就不单纯是清朝皇室礼拜黄教、举行佛事之场所，其更重要的职能是积累宗教资源和声望，成为内地为蒙古地区培养黄教经师之基地。
雍和宫改建伊始，清廷就十分注意延聘喇嘛的等级和名望。清初，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各地，前藏之达赖、后藏之班禅额尔德尼、漠北蒙古之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及京畿之章嘉呼图克图为各地区主持教务的最高级活佛，雍和宫总堪布亦比照这一活佛等级。在将雍和宫辟为黄教寺院过程中，国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上担任雍和宫总堪布之职，管理雍和宫宗教事务，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此期间，自西藏、青海延请呼图克图、堪布等职，皆由三世章嘉指定。雍和宫步入正轨后，乾隆帝考虑从西藏迎请一位学识渊博的大活佛主持雍和宫教务，章嘉三世乃奏请延请七世济隆呼图克图为雍和宫总堪布，达赖喇嘛也推荐称“济隆呼图克图乃我西藏地方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外，最大之喇嘛”[24]。从七世济隆活佛被推荐到入京任职的过程看，雍和宫所延聘的呼图克图或大堪布、教经喇嘛等，均系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举荐，上谕理藩院寄信驻藏办事大臣，咨文达赖喇嘛、藏王颇罗鼐等共同办理，即由清政府驻藏代表与西藏僧界、政界最高统治者会同负责遴选、护送事宜，可见清廷对为雍和宫延聘呼图克图和教习喇嘛的重视[25]。后来担任雍和宫法台的阿旺慈臣（一世策墨林活佛），更是身兼西藏摄政、达赖喇嘛经师、甘丹寺赤巴三职，进京规格比照六世班禅的大活佛。雍和宫法台宗教地位的尊贵，是与雍和宫黄教中心的地位相匹配的。自雍和宫改庙至清末，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及章嘉呼图克图等来京，均曾于雍和宫驻锡梵修、讲经传法、授戒收徒。喇嘛活佛及清朝皇帝在雍和宫举行的诸多佛事活动，达到了清廷“以政御民，以教御心”的目的，加强了蒙藏地区上层宗教集团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清政府对雍和宫的僧俗事务十分重视，分别设官管理，而为首者一直由郡王或亲王兼任。雍和宫属皇家寺院，隶属内务府，与蒙藏地区文移往来，皆通过理藩院。随着雍和宫底蕴的日益深厚，清政府赋予其更多的政教职能，乾隆末年开始实施的确定活佛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制度，将雍和宫作为“金瓶掣签”地之一，使雍和宫进一步成为清代蒙古和京师地区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心，其在蒙古及京师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地位愈加突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随着清军入藏，廓尔喀事平定，乾隆帝即着手整顿、改革西藏僧俗各项事务，其中在大昭寺、雍和宫设置金奔巴瓶、掣签转世活佛之制，乃诸项改制之一，并将其缮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鉴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六月上谕军机大臣及在京呼图克图商议改革认定活佛转世之成规。旋于八月二十九日颁上谕，除在拉萨大昭寺设金奔巴瓶，签订藏区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外，“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钵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日姓名缮写签上，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陋习，永行禁止”，从而确定了金奔巴瓶掣签制度，并晓谕蒙藏地区一体遵行。自此，雍和宫作为签定活佛转世之场所，奠定了其在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乾隆帝在雍和宫推行金瓶掣签，是从彻查喀尔喀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舞弊事件开始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降谕实行金瓶掣签确认呼毕勒罕定制后，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理藩院具奏访得喀尔喀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希擅自寻找灵童，赴藏向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求得咙单，指称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系呼毕勒罕之事，系未遵照新规，仍按旧例认定活佛转世之事件。此奏引起乾隆帝重视，立即谕令理藩院、驻藏办事大臣彻查此事。最后，重新按新规寻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于雍和宫掣签认定，成为于雍和宫掣定之首位呼毕勒罕。乾隆帝对此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旨在加强清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借机规范了藏区活佛转世于大昭寺掣签、蒙古地区活佛转世于雍和宫掣签制度，防止僧俗势力结合，抑制蒙藏贵族夺取宗教权力，削弱达赖喇嘛、班禅等对蒙古地区活佛转世的控制。因而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事件，在清代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自赛因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事件后，陆续有青海塔尔寺、佑宁寺、拉茂德钦寺、广惠寺、东科尔寺，内蒙古锡勒图召、五当召、班第达召、小召、大乘转轮寺、巴音和硕庙，甘肃拉卜楞寺，辽宁阜新瑞迎寺，北京察罕喇嘛庙等寺的阿嘉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咱雅班智达呼图克图、锡哷图呼图克图、内托济音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萨木察呼图克图等活佛之呼毕勒罕，另外还有扎雅寺、哈尔哈库伦，多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确认，几乎涵盖了西藏之外的所有重要活佛系统。
由上可见，雍和宫并不是单纯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而是清代驻京喇嘛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在北京设立的藏传佛教管理中心，既是为蒙古地区培养宗教人才的中心，又是比翼拉萨、行使宗教权力、掌控蒙古地区黄教的权威主体。
2.驻京喇嘛制度对蒙藏关系的调节与监管
清朝政府对蒙藏地区的喇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理藩院行使对喇嘛的管理职能，赐札萨克喇嘛以上者以印信，而札萨克喇嘛以下者予以札付，所有喇嘛统由清朝政府颁发度牒，无度牒者系属未被清政府认可之喇嘛。乾隆初年，再次整饬喇嘛度牒，并严格限制喇嘛私相往来，特别明令西藏、青海、蒙古地区的喇嘛不许与准噶尔人接触，更不许擅自到彼此之寺院传教，意在防止喇嘛与准噶尔暗通消息。同时，又极力加强驻京喇嘛与蒙藏各地的联系，发挥其调节缓冲作用。其中，准噶尔蒙古与清朝政府关于聘请西藏喇嘛的谈判过程，清楚地表明了清朝政府心目中驻京喇嘛的这一职能作用。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记录了准噶尔历年与清朝谈判的各项内容，其中关于延聘喇嘛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谈判过程中清廷欲以驻京喇嘛取代西藏喇嘛前往准噶尔弘教的立场，显示清朝警惕准噶尔窥视西藏，觊觎控制黄教的目的[26]。历史上，准噶尔地区的喇嘛与西藏各大寺院关系密切，准噶尔遂以此为借口要求清廷允许其往西藏延请喇嘛，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使者奏称：
从前我等地方未立法性教，现在新立此教，所有西藏请来好喇嘛业已大半亡故，现在所存甚少，且年皆衰迈，若于土伯特地方拣选通于经咒好喇嘛，赏给前来，则我等地方经咒之教，可以永久不绝，而大皇帝之恩德，亦永久感戴矣。[27]
乾隆十三年（1748年），准噶尔使团进京奏书中亦称：“从前在土伯特处延请墨尔根喇嘛，大半物故，现存者皆已年迈，思归故土。”[28]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使者又要求派人赴藏习经。面对准噶尔的要求，清朝持警惕态度，既不准许其自西藏延聘喇嘛，又拒绝其遣人前往学习，遂提出替代方案：
我等地方所有大寺，有著名呼图克图及由藏地挑选之贤能喇嘛以及各地习经喇嘛等，我等既已修好，台吉可将尔处习经喇嘛，选派十名或二十名至京，随大寺呼图克图及由藏选取贤能喇嘛等勤学三四年，再返回游牧，俾助推兴黄教，又何患黄教难以振兴耶。此即与遣人赴藏无异也。[29]
清廷强调北京各大寺院的呼图克图及自西藏来的高僧与通经喇嘛，在教习经文方面堪比藏地喇嘛，完全可以胜任传经教习。准噶尔方面则不愿落入清朝步调，拒绝了清廷的建议。乾隆十六年（1751年），准噶尔使者又恳请延聘西藏喇嘛，乾隆皇帝做出表面让步，“可自京城延请喇嘛带回”，并保证“此所派教经之喇嘛，即自藏地选取者”[30]。同年，准噶尔使团走后，清朝即办理自西藏为准噶尔挑选喇嘛之事，“著达赖喇嘛自四大寺选送甚有德行者，有噶布楚、拉姆扎木巴等称号之喇嘛十人至京”[31]，以备准噶尔下次来使时带往。达赖喇嘛亦重视此事，挑选出十名喇嘛，其中“甘丹寺、色拉寺各二，哲蚌寺四名，二温都孙寺各一，皆为坐床之有德喇嘛”[32]。准噶尔使者再来，不提前事，也不延请此十名喇嘛，“反以断不可遣往之呼图克图为请”，双方立场不可调和，谈判至此破裂。由此可见，不许准噶尔入藏，断绝准噶尔与西藏喇嘛的往来，防止准噶尔以阐扬黄教为由与西藏建立直接往来，是清朝政府的底线。准此，蒙古各部与西藏的往来，均在清朝政府的管控之下，驻京喇嘛制度则是与之相配套的调节缓冲器。
驻京喇嘛制度从顺治时期开始建设，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发展，乾隆时期达到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以准噶尔蒙古为代表的各地蒙古王公围绕蒙藏地区政教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博弈，驻京喇嘛制度既是博弈的手段之一，也是博弈的结果，有力地配合了清朝政府在蒙藏地区的经略。随着清朝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驻藏大臣的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清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制度日趋巩固，驻京喇嘛制度也发展到顶峰。通过金瓶掣签制度掌握了活佛系统转世的权力，通过外派堪布喇嘛掌握了蒙古地区的宗教事务，驻京喇嘛制度帮助清王朝实现了教令出自北京的意愿。
清朝政府处理政教关系的藏传佛教政策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将藏传佛教的权力严格限制在理藩院的管理之下，不允许向理藩院之外的政治领域渗透，以体现皇权至上、政教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皇帝以护教者的形象，积极参与到藏传佛教事务中，支持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政教特权，以文殊的形象和身份享受藏传佛教的崇拜，并给予藏传佛教崇高的地位，以达到兴黄教以安蒙古，进而安定边疆的目的。清朝政府实行的驻京喇嘛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两面性，是清朝政府适应多民族国家复合体制的需要，是对元、明两朝藏传佛教政策扬弃的结果。驻京喇嘛制度的实行，加强了清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原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注释】
[1]《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四《理藩院·喇嘛封号·驻京喇嘛》，中华书局1991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四《理藩院·喇嘛封号·驻京喇嘛》，中华书局1991年版。
[3]释妙舟：《蒙藏佛教史》，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87页。
[4]《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五乾隆二十年乙亥三月丙申，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三乾隆二十年乙亥七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7]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www.xing528.com)
[8]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263页。
[9]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267页。
[10]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1]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2]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各寺礼佛情形片》，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内大臣海望奏请准尼玛等于观看步扎时向三位呼图克图进献木碗片》，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入中正殿观赏跳步扎折》，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赵令志：《乾隆初年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之礼仪初探》，见达力扎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癸卯。
[17]乾隆二十六年（176年），清廷令西藏地方政府选择一合适喇嘛赴京，辅佐年事已高的章嘉国师担任雍和宫法台，于是，甘丹寺法台阿旺慈臣被时任西藏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推荐给了清朝中央政府。阿旺慈臣抵京后，即被乾隆帝任命为雍和宫法台。他死后被追认为一世策墨林活佛。
[18]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二十七日《寄谕驻藏办事副都统衔恒秀等著宣谕达赖喇嘛等与诺门汗办好藏务函》，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12），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36-537页。
[1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19），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6页。
[20]张其勤、吴丰培：《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21]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4页。
[22]卢永林：《清代策墨林转世活佛系统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23]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7页。
[24]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见《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85页。
[25]赵令志：《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6]赵令志：《论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延聘喇嘛之谈判及其影响》，见达力扎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六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八，见《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己亥条。
[28]《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五一。
[29]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准派喇嘛至京习经》，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
[30]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出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转引自赵令志：《论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延聘喇嘛之谈判及其影响》，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3年00期。
[31]乾隆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不敢延请喇嘛言语情形折》，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32]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叩拜呼图克图等言语情形折》，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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