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嘛前往西藏担任摄政，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第二辑

清朝政府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西藏设立噶厦地方政府，将西藏的一切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出现权力中空。在八世达赖喇嘛被寻访认定期间，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避免达赖喇嘛近侍、亲族管事滋弊，清廷决意以活佛掌办达赖喇嘛商上事务，代理达赖喇嘛事务，俗称西藏摄政。最初，乾隆帝拟派章嘉国师前往西藏，代行达赖职权。《清实录》载：“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赖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折内批谕遣章嘉国师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人。”^[16]因西藏僧俗民众希望出身于哲蚌寺的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扎木巴尔德勒克嘉木措办理喇嘛事务，乾隆帝允其所请，命“第穆呼图克图为首办喇嘛事务”，雍和宫法台章嘉国师驻藏协助，第穆呼图克图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任摄政。摄政制度设立之后，在清中央政府统治西藏中发挥了作用，西藏地方因为这项制度的执行，在特殊的时期维持局势的稳定，保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西藏僧俗人士也逐步通过噶厦地方政府和摄政制度适应中央政府的管理。西藏历史上有多位摄政是清朝政府从驻京喇嘛中选派的，这几位摄政活佛在西藏的治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穆呼图克图摄政20年，很好地维护了西藏地区局势的稳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第穆呼图克图去世，乾隆皇帝任命雍和宫法台阿旺楚臣前往西藏担任摄政^[17]，谕示驻藏办事大臣恒秀说：

第穆呼图克图圆寂……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年幼，正值学习经德之时。自今伊始即令办藏务，以致贻误学经。朕将与章嘉国师商酌，应派大喇嘛一名往总理藏务。额尔德尼诺门罕堪布阿旺簇勒提木熟通经文，善于办事，向于藏地有名分，亦即位至噶勒丹锡哷图之人，来京于雍和宫坐床十五年，兴广黄教，善教习众僧。著赏阿旺簇勒提木银五百两整装，再挟赏第穆呼图克图之银、珠赴藏办理后事，即署理前赏第穆呼图克图之印，以办理藏地诸事。住两三年，俟达赖喇嘛能办事时，再行返还。……将此谕旨宣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班第达等四噶布伦、第穆呼图克图之徒弟、众喇嘛等，俟堪布诺门汗阿旺簇勒提木到后，共助妥善办理。^[18]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圆寂，乾隆皇帝批准阿旺楚臣担任八世达赖的经师。同年，经八世达赖喇嘛提议和民主选举，阿旺楚臣被推举为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阿旺楚臣集西藏摄政、达赖喇嘛经师和甘丹赤巴三个职位于一身，这在西藏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阿旺楚臣在西藏摄政期间，时逢六世班禅进京朝觐，阿旺楚臣积极配合驻藏大臣办理六世班禅进京事宜，六世班禅在京圆寂后，阿旺楚臣在寻访、认定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接送六世班禅的法体，陪同八世达赖喇嘛到扎什伦布寺主持灵童的坐床和受沙弥戒仪式等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乾隆五十年（1785年），阿旺慈臣任期已满，乾隆皇帝仍予留任。“阿旺簇勒提木感激朕恩，驻藏数年，教习达赖喇嘛经文，并管理所有办事人等，俱为甚好，因而地方受益宁谧，朕大为喜悦。”“著阿旺簇勒提木仍教习达赖喇嘛经文，并仍在藏地协理办事。”^[19]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章嘉大国师圆寂于五台山，北京掌印喇嘛一职空缺。清廷参照六世班禅进京规格，征召阿旺慈臣进京接任，礼遇隆重，可见其在清帝心目中的地位。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入侵西藏，造成藏地动乱，人心浮动。乾隆帝认为“达赖喇嘛人过诚实，专习经典或且偏听信旁人，全无主见”，致使藏政紊乱，“故遣噶勒丹锡哷图禅师仍复至藏，帮同达赖办事”^[20]。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雍和宫掌印喇嘛阿旺慈臣再次被乾隆帝派往拉萨主持政教事务，规定藏内事务，先令驻藏大臣与噶勒丹锡哷图禅师（阿旺慈臣）共同酌定，再送达赖喇嘛裁定，噶勒丹锡哷图禅师亲用钤记，再用达赖喇嘛印信。噶勒丹锡哷图禅师坐次，谒见达赖喇嘛仪注，俱照从前驻藏时行^[21]。乾隆帝借阿旺慈臣再次摄政之机，利用其在藏地的威信和声望，稳定人心，协助落实此前提出的西藏善后《十九条章程》，进一步巩固了清廷在西藏地方的权威^[22]。(www.xing528.com)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阿旺楚臣病逝，乾隆令驻锡多伦诺尔的八世济隆呼图克图意希洛桑丹贝衮波返回拉萨就任协理摄政一职，协助达赖喇嘛处理西藏事务。八世济隆呼图克图积极协助八世达赖喇嘛筹办军务，积极配合清军的行动，最终取得了对廓尔喀战争的胜利。之后，济隆呼图克图协助福康安等人奉旨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配合驻藏大臣和琳制定了处理西藏各地差税纠纷的《水牛年文书》。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嘉庆皇帝命八世济隆呼图克图为摄政，办理西藏一切政教事务。

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帝任命驻锡雍和宫的十世济隆呼图克图阿旺丹贝坚赞出任西藏摄政。同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规定英国可派人由北京经甘肃、青海或四川等地进入西藏，前往印度。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借口根据《烟台条约》中的规定，派“马加国摄政义奥斯图凯来赖”等人，准备从青海入藏，打开西藏的门户。西藏摄政十世济隆呼图克图主持召开西藏僧俗首领会议，反对洋人入藏，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领衔，给驻藏大臣上公稟，要求转奏光绪皇帝，表明坚决抵制洋人入藏的决心。“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隆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代为奏咨事……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经，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俱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入藏，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佛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23]这份公稟，表明了西藏僧俗民众一致反对他国侵略的决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西藏僧俗民众的一致反对，义奥斯图凯来赖等人未能成行。之后，英国又派人于光绪六年（1880年）从巴塘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从印度两次入藏，均因西藏全体僧俗民众的抵制未能成行。济隆呼图克图作为西藏摄政，组织和领导了这些反帝斗争。

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实行摄政制度，这是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一种特殊制度，对维护西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摄政制度实行近二百年，驻京喇嘛多次出任这一职位，并且都为西藏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派往西藏担任摄政的驻京喇嘛在地位上完全可以和驻藏大臣相提并论，可以看作治理西藏地区的政教两翼。同时，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藏传佛教高僧，比驻藏大臣在蒙藏民众中具有更高的威望和号召力。驻京喇嘛担任西藏摄政，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才能保证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且他们对清朝政府的统治思想、政策、制度理解得更为透彻，在西藏地区能够更好地执行、宣传清朝政府的治理政策，从而使得清朝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得以顺利进行，更好地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