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是洪武朝一次极端的取士事件，从总体来看，处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南方士子远比身在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北方士子具有更多出头机会。据日本学者檀上宽统计，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至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的9榜进士中，共录取进士1398名，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籍进士达1621名，占总数的83.6%，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部分省份的进士共92名（其中包括高丽进士1名），占4.7%；而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省籍进士总共有225名，占11.6%[17]。
虽然南方士子入选的概率比较大，但其中不乏为了及第而专注于背诵文辞者，而这些人并没有真才，顶多是一个知识的储存者，当时有人对这种弊端就有着深刻认识。如明臣俞廷辅上书朝廷：“进贤之路，莫重于科举，近年宾典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其实才十无二三，使之临政，往往束手无为，职事废惰，民受其殃。”[18]俞廷辅认为，一味追求文辞往往使得一些并无真才实学的人被选中，如果让这些只懂得背诵华丽辞藻的士子处理实际政务，弱点便暴露出来，他们会因为没有处事能力而束手无策，导致荒于事务、民众遭殃。明廷认识到仅凭文辞取士的弊端，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令会试分南北取士。“科举之士须南北兼收，南人虽善文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尔等其定公议，各布政司名数以闻。”[19]
南北卷的提出者是大学士杨士奇，仁宗认识到北方学子在学问上远不及南方人士，科举如果仅凭文辞选士的话，存在很多弊端。杨士奇认为：“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20]杨士奇向仁宗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21]对于杨士奇的这一设想，仁宗极为认可，他认识到北方士子以前因为考中比率不大，丧失了科举及第的信心，因而自暴自弃，如果南北兼取，则给北方士子又以信心，增加了他们入仕为官的机会，对北方在教化方面能起到导向作用，“北士得进，则北方学者亦感发兴起，往年只缘北士无进用者，怠惰成风”。[22]虽然仁宗有南北分卷的设想，但未来得及实施便驾崩了，分卷取士未能实行。宣德二年（1427年）时，宣宗才将南北卷的设想付诸实施。宣宗“嗣统之初，诏礼部科举岁取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着为令。盖简用人材，南北并进，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试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东，前此南北士合试未有北士占首选者，有之寔自今始”。[23]可见，宣宗继位后，将南北分卷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进士取士南北并进。在这种政治情形下，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科进士第一的马愉竟然是北方的山东人，这在历科中从未出现过，取士南北区域平等真正才得以实现。杨士奇认为，南北兼取为“公天下之道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到景泰五年（1454年）时，明廷根据给事中徐廷章的建议，对南、北、中卷的区域范围进行明确划分。“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24]从科举选官的角度看，明廷对南、北、中卷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这就使得举子们在各自区域范围之内进行竞争，就北方士子而言，竞争范围缩小，增加了更多入仕机会。(www.xing528.com)
如果分析明朝面临边防形势的话，则能很好地诠释仁宗为何实行南北分卷制度。明朝建国之后，对其威胁最大的是蒙古。“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25]从史书记载来看，残元势力在西北还有着不下百万的军力，臣服于明朝的部落也不多，并且蒙古军队不论是从装备还是后勤都有着保障。“顺帝遁去，而名号尚存。”[26]如果将北方士子排除在科举之外，就是将他们排除在明中央高层之外，上升无望的举子如果铤而走险，投靠北边残元势力，对明朝则带来毁灭性打击。朱元璋认识到“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27]朱元璋站在维护全国统治的角度来看待科举取士，以科名对北方士子加以笼络。明成祖发动了五次亲征漠北的战争，虽然与蒙古苦战多年，但他也明确反对仅靠战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穷兵黩武以事夷狄”）。他主张，“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28]在边疆防御上坚持军事打击与怀柔相结合，灵活处理边疆防务。到仁宗时，北方依然面临强大的蒙古，仁宗当然不会关心科举究竟录取哪里人，他更关心如何维护朱家王朝长治久安。要笼络北方士子，最佳的办法无疑是给他们以入朝为官的平等机会，失败者有下次登科机会，并且竞争对手限定在与他们水平相当的北方士子之内，这就使得北方士子不会产生过激行为。“受过孔孟正统思想教育的他们往往传播着这种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教育有着极其有利的作用。”[29]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则可以很好地解释仁宗南北分卷取的原因。
科举取士究竟是“一切以程文为取留”，还是更加注重区域公平，仁宣以后也有过争论，也有过短暂的反复。景泰二年（1451年），礼部奏请会试不分南北而择优录取。给事中李侃等认为：“江北之人文辞质实，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如果专以文辞取士的话，更是一种偏袒南方士子的做法，认为“今后取士之额虽不拘，南北之分则不可改”。[30]礼部则坚持多取南人，少取北人。明廷最终还是没有采纳李侃等的建议，但这种偏颇的做法只执行了一科，可以看作是南北取士之争中一次短暂反弹。
南北分卷是明代科举在发展中处理弊端的一次重大举措，成为明代乃至科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南北分卷促进了北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使得经历了长期以来战火蹂躏的北方地区出现欣欣向学的状况。“无地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庠声序间，得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31]学校教育的繁荣，增强了北方地区对明王朝的向心力，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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