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举人次年在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举行的会试，会试中试者，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在明代不黜落考生，只是对考生重新排定名次，选中者统称为进士，进士作为国家储备人才和未来管理精英，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国朝尊尚儒教，科目日重，百余年来非从此出者辄为异路”）[5]和光明的政治前途（“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6]），也关系着某一地区在政府最高层的话语权。考中进士成为各地举子梦寐以求的事，推举同乡及第也是地方权力集团追求的对象。本文所论述的取士，特指会试取士。
明朝建国于战乱，建国初期社会秩序混乱，生产破坏、经济凋敝，迫切需要经邦治国之人才来维护和发展明王朝的统治活力。以武力起家的朱元璋有成千上万为其效忠的军队，但朱元璋深深地认识到这些拼死沙场的将士，并非能胜任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吏（“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于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7]因为人才匮乏，朱元璋极其重视科举取士。洪武三年（1370年）京畿乡试中试者72人未及会试，朱元璋都直接录用为官，这仅仅是明初大规模用人的一个缩影。此外，朱元璋还广泛招纳儒生进入统治阶层，这样不经严格鉴别选取人才，所选者实际才能很难得到保证，朱元璋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朕设科举以求贤，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以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行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8]在人才选拔方面，朱元璋注重学能致用、有真才能者，而不是只讲文辞理论、空谈经书者。以文取人选中的往往是一些文辞优异者，很难满足朱元璋用人的期望。所以科举在明初实行一届之后，便告一段落。
科举停罢，但人才还是急需，朱元璋又重新采用荐举人才这种已被历史淘汰的办法，甚至是采用“看相术”，并总结出自己的识人经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辩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馀，卿等宜加精鉴。”[9]但因为荐举缺乏对人才统一的评判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极易走向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的现象，各地推选的大多是一些才能平平、名实不符者，很难保证人才质量，远非治国平天下者，在荐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得下诏“复设科举，以三年一试，著为定例”，[10]并且制定了严格的考选程式。
科举考试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恢复科举后，文辞优长的南方士子自然比北方士子容易入选，他们在科举入仕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据靳润成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统计，“洪武年间各科进士共八百六十七人，其中南方面军籍的六百二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11]71%的取士额让南方士子所占，自然引起北方士子的不满。(www.xing528.com)
这种矛盾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白热化，是年丁丑科二月会试，明廷以翰林学士刘三吾、吉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录宋琮等52名，经三月廷试后，“以福建陈
为状元，应天尹昌隆为榜眼，浙江刘仕谔为探花”[12]，是为春榜。春榜最大的特点是北方人无一被录取，所录皆是南方人，这在历科考试中从未发生过，长期积聚的矛盾迅速激化，北方落第举子以此为口实，联名上疏，状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下第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13]。朱元璋看到上疏后大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长者第之。于是侍读张信、侍讲戴彝、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王章、纪善周衡、萧楫及
、昌隆、仕谔各阅十卷”。[14]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甚至有犯禁忌之语。这时又有人告发刘三吾、白信蹈，称他们暗中嘱托张信等人，故意选取考生中的陋卷进呈。由国家组织的考试三番五次出现差错，令朝廷的威望受损，在舆情压力下，太祖朱元璋极为愤怒，“悉诛信蹈及信、
等，戍三吾于边”。春榜取中者“俱不刻《登科录》”[15]，春榜考试成绩没有得到朝廷肯定，考试无效。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山东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山西焦胜为探花，共六十一人，皆北士也”，[16]是为夏榜。因所录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一科两榜成为举朝震动的事件，此榜称为“南北榜”或“春夏榜”。
关于南北榜案，《太祖实录》没有明确的记载，《明史·刘三吾传》中也仅仅是对事件本身给予阐述。据笔者考证：从刘三吾为人看，其坦诚慷慨，以国家大计为本，不谋自己私利；从刘三吾为官看，其公正、直率无私，为皇帝和朝中大臣所依赖；从春榜所选代表人物看，皆为经世致用之才。刘三吾并不是为己谋私之辈，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为国为民而不懈努力的儒士形象代表，不太可能会存在徇私舞弊行为。从朱元璋选拔人才来看，他特别注重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完善的科举程式，杜绝徇私空间。从当时文化的发展来看，因为北方长期战乱，文化传承不足，各地文化断层现象严重，而南方因为经济重心的南移，远离战争的破坏，文化发展繁荣，所以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榜所取皆为南方人应是考试公平条件下的客观结果。迫于当时形势，明廷不得不重开科举，夏榜所取皆为北方人，是为了笼络北方士子，注重区域公平。“南北榜”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件惩治科场舞弊案件，而是在科举取士南北矛盾激化条件下，明廷为了缓解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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