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事”为核心内容在整个完婚过程中，尤其在一些人数较多的场面，妇家妇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记载：“北朝婚礼……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竹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戏婿”之俗在北朝似乎很盛。《北史》卷一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载：“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后因发怒，谓韶曰：‘我会杀尔妇！’元氏惧，匿娄太后家，终文宣世不敢出。”这是极盛之又一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戏婿”者当以妇家妇女为主。“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即女方娘家亲宾中的妇女全部到场。可见，“妇家妇女”在完婚过程中的重要性。根据近世资料推测，这些妇女当是婚礼举行前，女家单独宴客时确定的人选。在《荣亲客目》中，可以确定的人数有631人，其中女性137人，约占总人数的22%。女性中有“母亲”11人、“娘子”67人、“新妇”41人。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宋初敦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情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妇”群体。在敦煌文书中，新妇常与新郎相对，S.5546《咒愿文》记载：“咒愿新郎：愿新郎身强虎续儿。非鸦钱财如五岳，五谷似恒沙。……咒愿新妇：盖闻二仪相好，运合阴阳，开书卜问，事事相当。愿新妇入宅已后，大富吉昌。”P.3350《咒愿新郎文》中还提及《咒愿新妇文》的文体。S.1725《大唐吉凶书仪》、S.5546《咒愿壹本》等有关婚书中均有“新妇”的记载。可见，“新妇”指婚礼中的新娘。另外，“新妇”也可指新婚不久的妇女。王梵志诗《用钱索新妇》载：“用钱索新妇，当家有新故。儿替阿耶来，新妇替家母。替人既到来，条录相分付。新妇知家事，儿郎承门户。”P.3128《不知名变文》载：“自家早是贫困，日受饥晒。更不料量，须索新妇，一处做活。”[17]“新妇”即对刚刚结婚的年轻女子的一种称谓。《荣亲客目》中“新妇”应当属于后一种类型。
新妇作为家庭的新成员，虽已成礼，但一般却与“夫原不相识”，社会交往范围必然十分有限。《颜氏家训》曾描述南北朝时期江东妇女社会交往的情况：“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数十年之间，未相识者，惟以信令赠遗，致殷勤焉。”虽然描述的是江东，但当时妇女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北方风俗，《颜氏家训》也有类似记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引，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18]此处所讲确实可显妇女交往范围之广深。但究其所为：持门户、争曲直、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等等，终究为自家事务。若就新妇而言，及乎此，则仍然需要一个过程。P.3048《丑女缘起》描写一位驸马要宴请朝士时对妻子说：“每日将身赴会筵，家家妻女作周旋……我到他家中，尽见妻妾，数巡劝酒，对坐周娱。若诸朝官赴我筵会，小娘子事须出来相见。”[19]虽然表现出了妇女可以与男子“周旋”，但是，范围却限制在家里。因此，该史料一方面反映了妇女与男子交往之正常，但同时也反映了妇女接触社会范围之局限。也就是说，妇女参加一些社会交往大都以家庭的形式出现，涉及事务也当以自家事务为主，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非常有限。
《荣亲客目》显示，该宴请共有143家参加。其中二人参加的有52家，三人参加的有36家，占总数143家的74%。其中，直接标明有女眷的家庭占80%以上。其中，所有的新妇都是与家人一道来的。另外，《荣亲客目》中有五例形式很特别：“故阴员保押衙妻一人”“故阴定子押衙男女三人”“故宋保子男女三人”“故宋白儿男女二人”“故孔库官五娘子及男二人”。这种与婚庆场合极不相称的登记，显然强调的是家庭的观念。可见这个宴请的参加形式以家庭为主。
再则，荣亲的主家阴家是当地望族，他们希望邀请到很多人来参加，很多人也愿意与其攀亲。阴氏从东汉以来一直是河西的大姓望族，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和经济基础。至晋朝，实力大增，《晋书》记：“（张轨）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20]以阴充、阴澹为股肱谋主，另有阴浚、阴预、阴鉴等阴氏名将。此后，阴氏家族历代不衰。P.2625《敦煌名族志》显示，阴姓人物在隋唐至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多占据高职。归义军时期，阴氏与其他大族联姻相沿成习。[21]《荣亲客目》显示，主人准备宴请的大姓人数占总人数的60%之多，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www.xing528.com)
《荣亲客目》显示，归义军政权中的很多官员赫然在列，有太子大师、使君、镇使、县令、州司判官、乡官、平水、都押衙、押衙、都头、衙前翻头、都知兵马使、马步兵马使、将头、指挥、游弈、营田使、作坊使、草场使、衙推、通引、主客、库官、虞候、都料、录事等职官。其中，押衙有11名之多，都头更多达55名。而被邀请者中，大姓又占相当高的比例，其中归义军政权的王姓——曹姓者就占15.5%。另外，张、索、李、宋、氾、邓、翟、慕容、阎等均为旧有名族或后起大族，何、安、康、罗等明显具有昭武九姓特征者也出现在客目中。在传统社会中，婚丧嫁娶无疑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同时也是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之高低、交际范围大小之最佳体现。《荣亲客目》显示的隆重和盛大的婚宴场合，虽然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内，但本质上却实实在在是件家事。出席这样的场合，是妇女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更是“新妇”作为家庭成员与夫党相识的绝佳机会。
表1敦煌大姓参加“荣亲”人数统计表
中世纪的中国是男权世界，女性很少参与社会活动，参加婚丧嫁娶这类活动就成为她们社交的主要途径之一。敦煌文书中有一些社邑文书，显示出妇女可以作为单独的个体自行结社、互助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的事实。[22]但是，我们对敦煌妇女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参加社会活动的独立性始终不能估计过高。严格讲来，在中国古代，随着时代的推进，妇女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但就总体而言，（唐代的）男女地位仍不平等”。[23]《荣亲客目》所记，妇女单独列出者仅两例：“安国寺曹家娘子一人”和“故阴员保押衙妻一人”。显然，前者突出寺院，后者强调的是家庭。因此，可以说，《荣亲客目》中的妇女无一人单独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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