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察研究古代城址的体会

如何考察和研究古代城址？如何从事历史地理工作？史先生前揭大作中很推崇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提出的“通则”，即“凡注地理，须考博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史先生称“本文便是在这一通则的指导下”进行考证的。胡三省提出的这一“通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今天学科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取得巨大进步，加之考古学现代技术手段大发展、考古发现大量涌现的时代，仅仅沿用七百多年前胡三省的“通则”来指导和从事工作显然又是很不够的，也容易禁锢应有的眼界和思想。

时至今日，对于古代城址的考证，对于古代地名（州郡名、县名、山名、河名、湖泊名等）位置的考定，仍然是学术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也是历史地理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方面，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尽管这部地图集还有待于今后不断完善（任何一部历史地名辞典或地图集，都不可能将浩如烟海的所有历史地名全部考证准确了再来编写或编绘，须知那将不知是多少代人以后的事），然而其在编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求真严肃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的考释论证，无不令人敬佩之至，我们应该怀着崇敬与感激的心情来阅读和使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历史地名辞典等工具书。对于目前工具书中所释词条尚不确切之处，当然可以指出，然而史先生大作中几乎用了长达半篇文章近六千言的篇幅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工具书中“靖远县城说”进行“破除”，其做法未知妥否？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历史地理学领域，近三十多年来主要在我国干旱地区的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做了一些工作，并在近二十多年来指导了百余名历史地理学、敦煌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由此对于如何考察和研究古代城址摸索了一些很粗浅的做法。由于本文在对于会州故址等的考证中涉及了这些问题，故而拟借此机会谈一些体会，不怕大家见笑。

其一，愚以为，对于古代城址的考察考证，当然首先需要“考博”所有相关文献史料及四旁地名，不敢有所遗漏，这即是胡三省“通则”中所提出的，然而这对于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来说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而远非其全部内容。仅仅依据文献史料中对古代某一地名相关位置的记载，或依据史书中某地“四至八到”的记载就下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如上所述，无论是刘满先生所举会州与原州、河池、兰州等的距离，还是史志林先生所补充的会州与其更远的凉州、灵州间的距离（当然还可以补充会州与两京间的距离），一方面，史书中对里程的记载多为约数，不可能很精确，而且距离越远就可能越不精确，因而对于与其所考证的城址较近的参照地点的方位距离就应作为重点来考虑。另一方面，史书相互之间的记载也不尽一致（如会州与凉州的距离，《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武经总要》中就有530里、540里、600里、650里等多种记载，不仅不同史料间的记载不尽相同，最大相差达120里，就是有的同一史书中亦有多种说法，如：《通典》所记会州与凉州的距离就有两说，分别为600里和650里，相差50里；会州与灵州的距离，史籍中亦有两说，分别为530里和600里），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史料做一番仔细的分辨。即使分辨清楚了，所得结果可靠，那也因为许多史书所记距离为约数，大多精确到十位数，则其所指的位置就不是一个唯一可确定的点，而是一片区域，如果在这片区域内并非仅有一座古城遗址，而是有好几座，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片区域范围内所有的古城址、遗址进行深入细致的反复考察和比较研究。

其二，仔细考察古城遗址的基本状况，包括查其筑城形制（如城垣平面形状、墙体长宽高度、夯层厚薄，有无瓮城、角墩、马面、马道、弩台、羊马墙、护城壕等设置），破损、后代补修及现存状况，以及该城与周边一带其他城址、遗址（如烽燧等）的关系。尤其是城址规模的大小、遗物的种类数量和时代特征，更是不容忽视的要素。已如前述，这些要素是判释城址等第、级别、性质、始建和废弃年代，复原城址历史面貌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而言，由于气候干燥，古城遗址少受雨雪、盐碱、地下水的侵蚀，人为开发等活动对其的影响也相应较轻，因而许多城址、遗址今天仍能保留下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标本和实物载体，成为古丝绸路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为了复原它们的历史面貌，我们不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当然，也有些城址今天已毁坏殆尽，或形迹模糊，即便到了现场可能也难以辨识，但利用现代遥感手段往往可获得意外收获。例如笔者在考察调研瓜州芦草沟下游古绿洲时，考得魏晋时期治理敦煌郡北界的伊吾县应位于这块古绿洲北部，然而几年来却未能找到相应城址。后来，安西极旱荒漠保护区管理处宁瑞栋处长于航空照片上在这一带发现了一座略呈方形颇似古城遗址的影像，于是笔者与宁瑞栋、李正宇、李宏伟、李春元等先生一道，经过3年多来的持续查找，终于在1999年4月30日找到了该城。当时所见城址已十分残破，周长约1170米，完全符合县级城址规模，并且地面散落大量汉及魏晋时期的陶片、碎砖瓦块、铜弩机、铜镞、残石磨等物。由于其断壁残墉与周围古绿洲风蚀弃耕地的垄槽颇为相似，不易辨别，因之很难寻觅^[9]。也有些古城址今天已荡然无存，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应在当地仔细查找相关的蛛丝马迹，或许能在某处地埂边上找到夯筑印痕，或许可拣到一两块残砖碎瓦。另一方面应详细访问当地或附近村民，或许有的人家中还存有城中出土物品或曾捡到过什么东西，特别是应访问一些年高老者，由于一些城址几十年前仍有残迹，这些老人兴许能回忆起城址原有的若干状况，或记忆起他的祖辈们谈论过的城址若干片段。

其三，仔细考察城址周围一带的地理环境（如地形地貌、河流水源、植被等状况）。如果是州县一级城址，其周围一般应有可供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应有较充足的水源，应位于重要的交通线路上。如果是军事性质一类城址，其地形特点、是否便于防守等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是驿站一类遗址，就需要首先考察其交通条件，是否位处交通线路上。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古今地理环境的变化。拿河西走廊来说，经笔者的调查研究，河西历史上荒弃沙漠化的古绿洲就有十余处（如民勤西沙窝古绿洲、古居延绿洲、金塔东沙窝古绿洲、芦草沟下游古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总面积超过4600平方公里，约有百余座古城址位于这些古绿洲上^[10]。欲复原这些古城址的历史面貌，就必须对其所在的古绿洲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搞清当年古绿洲生态环境状况，弄清古绿洲荒废沙漠化的时代、过程和原因。

其四，应考察城址，特别是较大的州县一级城址周边一带是否有与城址同时代的墓葬、墓群分布，是否有其他较小城堡的拱卫。笔者曾调研得出，城邑作为人口的聚集地，其周围必然会分布有同时代的墓葬，一般情况下墓葬不会距死者生前居址太远。当然，迄今尚有未被发现的墓葬、墓群，这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工作。州县一级城址周围往往有较小的卫星式城堡的拱卫，这些小城堡有的为乡城，有的为里城，有的为戍、置（驿）等。当然，许多地方因后代毁坏严重，一些卫星式城堡多已不存，或为后代的城址利用改造。

以上所谈，尤其是前三点，应是考察研究任何一座古城遗址都不应缺少的。因而我们今天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仅仅运用考博史籍和参考四旁地名为证据的“通则”，肯定是不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工作无疑也应与时俱进，不可因循拘泥。以上几点仅是本人工作中的些许体会，很不成熟，敬请批评指正。

（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期）

【注释】

[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二《河陇碛西区》，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83号，1985年，第311-413页。(www.xing528.com)

[2]刘满：《白银地区黄河古渡考》，见《景泰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4页。

[3]史志林：《关于唐会州州治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辑。

[4]孙长龙：《关于唐代会州的几个问题》，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唐会州及其属县、关口考》，载《丝绸之路》2009年第16期。

[5]李并成：《关于白银地区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见《“开拓与守护：丝绸之路上的白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4页。前引史志林论文中最后一个注（第44页）亦引用了此论文集。

[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上），测绘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57页。

[7]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51页。

[8]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4页、第86页。

[9]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10]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