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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陡城堡:一处军事驻所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道光《靖远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九年筑陡城堡。笔者找到堡址墙基步测,每边长约150米,周长600米许,仅就其大小而言,距离一座州城所应具有的规模差之甚远。陡城堡周长仅有600米许,面积不足一般县城面积的1/3或更小,决不可能是县城遗址,更不可能为一座州城所在。陡城堡居高临下,俯视黄河,易守难攻,无疑应是明代一座雄踞于黄河岸边的军事驻所,当然亦有可能明代以前这里就有军事驻所的设置。

明代陡城堡:一处军事驻所

刘满先生认为,唐代会州城为今陡城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会州会宁县”下的一条记载:“黄河堰,开元七年(719年),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新唐书·地理志》“会州会宁郡”条亦曰:“有黄河堰,开元七年刺史安敬忠筑,以捍河流。”刘先生论道,这条记载说明会州州治会宁县城在黄河边上,所以河水才会“渐逼州城”,对州城形成威胁,刺史安敬忠才在州城临河的地方修建堤堰,逼使黄河水西北流,使州城免遭淹没,因此是否濒临黄河,这里的黄河是否西北流,就成为考证会州城时必须要考虑的条件之一。刘先生还说,缠州城和柳州城都在离黄河河岸四五里以外的台地上,远离黄河,且地势较高,自古及今,黄河水都没有流经这两座古城附近的地方,当然也就不会对之形成威胁,仅此一点就充分说明缠州城和柳州城不是唐会州城,而陡城雄踞于黄河边的高台上,陡城之下即为黄河岸边的低地和河道,这与唐人“渐逼州城”的记载是相符的,且陡城上下的黄河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史志林的论文中也重点重复了这一看法。

刘、史二先生很注意河水“渐逼州城”的记载。这条记载自然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还应注意到,柳州古城其实并未远离黄河,西距今黄河河床东岸仅2.4公里,虽居台地之上(作为州城为安全计,也应该选择岸边较高的台地筑城),但其东侧为黄河河谷地带,北侧紧临黄河支流沙河河谷,黄河的河水,特别是其汛期河水完全有可能冲到河谷地带,以形成“渐逼州城”之势。况且现在的黄河较一千余年前当已明显下切,加之今平川区一带黄河的上游修筑了引大通河(黄河支流)入秦王川、引大夏河(黄河支流)入北塬,以及刘家峡、龙羊峡、八盘峡、盐锅峡等一批大型引水灌溉及水力发电工程,如今这里的黄河水势肯定已非昔日可比,不宜简单地拿今天的黄河水势而论昔日水势。再则,据竺可桢先生等的考证,盛唐时期正处于我国气候上的温暖期,相应地位于季风气候带的黄河上游处于湿润期,黄河来水相应较多,这就更有可能河水“渐逼州城”。退一步说,即便河水到不了州城近前,但本身柳州城就距河床不远,河水上涨逐渐靠近柳州城,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渐逼州城”,需要修筑堰堤加以防范,迫使冲到近前的河水朝向西北流入主道。

2013年5月,笔者与刘再聪教授等带领硕士研究生考古实习时,专到陡城堡进行考察。该堡位于柳州城西南约1.3公里处,筑于黄河东岸一处高起的红砂岩台地上,台地较河谷平川高出20米许,属黄河冲刷留下的一处“离堆”,面积万余平方米,突兀陡立,故有陡城之名。据道光靖远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筑陡城堡。笔者实地所见,该堡仅残留三四段墙体,每段残长12~20米许,夯筑,残高7~8米。东垣开门,门道残址尚存,门道墙基下砌有长约0.7米、宽0.3米的大石条。访问当地村民得知,该堡原为方形,堡墙完整,堡内原有两个社,有六七十户人家,因其地势高使得生活不大方便,大多农户已经搬走,现仅剩十余户。受台地本身面积所限,陡城堡面积较小,缺少发展空间。笔者找到堡址墙基步测,每边长约150米,周长600米许,仅就其大小而言,距离一座州城所应具有的规模差之甚远。(www.xing528.com)

笔者曾对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及新疆南部部分地区遗存的百余座古城遗址做过多次实地考察研究,从大量田野工作的实例中总结得出:“城址规模是确定城邑等第、判定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规模较大的城址必然是等级较高的军、政机构驻所,如果较县城还要小出许多的城址,那就只能考虑为县级以下的乡、戍、驿一类的居址。”[7]汉代县城遗址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每边长度多为200~300米,周长一般超过千米,至于州郡一级城址规模无疑应较县城更大,唐代县、州级城址规模亦与汉代同级城址规模近似。陡城堡周长仅有600米许,面积不足一般县城面积的1/3或更小,决不可能是县城遗址,更不可能为一座州城(尤其是上州州城)所在。史志林先生前揭论文中闭口不提陡城堡的规模,也不提陡城堡散落、出土遗物等状况,不晓什么原因。须知城址规模的大小以及出土物的种类和时代是考察研究古代城址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就有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

另外,陡城堡距黄河河床仅约里许,实在是太靠近黄河了,不仅仅是“开元七年河流渐逼州城”,而是黄河天天就在该城近侧,很容易受到河流洪水的威胁,作为一座州城,不可能设在如此靠近黄河的地方。况且陡城堡与黄河河床间又多为河漫滩与滩涂湿地,前引刘满先生文中也说:“陡城之下即为黄河岸边的低地和河道,现已辟为稻田和鱼塘。”唐时这里更应是潮濡、泥沼、草泽之地,刺史安敬忠恐很难在这么狭窄且遍布泥淖的地方“起作”能够“拔河水向西北流”的堤堰。同时,陡城堡内从未发现过明代以前的遗物,前引《靖远县志》明确记其筑于明万历九年,1976年定西地区文化局编《定西文物概况》亦记其“明代于此筑堡,因建在高地上,周围坡陡,故名陡城”。近20年来,3次文物普查均未在这里找到过早于明代的任何物品,就从这一点来看也决不能判定其为唐代城址。陡城堡居高临下,俯视黄河,易守难攻,无疑应是明代一座雄踞于黄河岸边的军事驻所(前引孙长龙文中亦此看法),当然亦有可能明代以前这里就有军事驻所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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