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阶层对朝廷核心权力争取的无果，加剧了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士人阶层对皇权专制的不满逐渐由上疏求权转变为了党议，正是这种转变，才有了前文提到的“因师获印”之议。
这次两家论议围绕的问题是“天下规矩”和“因师获印”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天下规矩”对“因师获印”的不满，由于房植是天下名士，所以这次党议也是士人阶层对周福因为帝师而官至尚书的不满。这次讨论是东汉历史最值得注意者，而论者多略而不论。联系上文士人屡次上疏对核心权力的请求，“应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长期以来对被边缘化的地位不满的表达，也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疏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另外一种方式——党议对皇权的施压。很明显，这次议论是士人阶层对皇帝专权不满的表达，即皇帝专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矛盾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党人之议初起，与宦官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因师获印”——皇帝专权有直接关系，明此，就能够把握住党锢之祸的关键点。党议是士人阶层对皇权专制不满的表达方式的转变，自此开始，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明朗化了。秦蓁认为：“党锢事件的实质，是桓帝对反对自己即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精神领袖是房植，政治领袖是李固、杜密——的猜忌和报复。”[28]这一观点很有新意，并触及了问题的关键点，只是把党锢之祸仅仅归结为桓帝对士人的猜忌、报复则稍显不足，党锢之祸是士人阶层与皇权专制之间冲突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桓帝与房植、李固等士人的不和。
到桓帝时期，伴随着冲突明朗化的是士人阶层的更加强大和党议影响的巨大。“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29]士人阶层不仅在中央为三公，而且在地方为功曹，更是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迫使朝廷命官太守形同虚设。可见，在桓帝时期，士人阶层势力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30]至此，党议盛行，相对于皇权存在的士人阶层的形成也终于明朗化，以天下士人、太学生为主要构成，以李膺、陈蕃、王畅等为领袖，显示出了士人阶层势力的强大力量，“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士人阶层的势力逐渐强盛。
士人作为一个相对于皇权的阶层的明朗化、士人阶层与皇权冲突的明朗化，似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士人阶层与皇权的冲突一触即发，当士人阶层进一步冒犯到皇权威严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成缙、岑晊与太原太守刘瓆在赦后诛杀宦官势力，成缙、刘瓆被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这就使皇权的威严丧失殆尽，极大地触犯了皇权，并威胁到皇权的存在，从而使皇帝对逐渐强大的士人阶层产生了疑虑与不安，为皇帝禁锢士人阶层埋下了伏笔。所以，成缙、刘瓆之死，是党锢之祸的前奏。如果此时士人阶层有所收敛，或许就不会有党锢之祸的发生。然而，此时的士人阶层，已经是一个不惧权威、不怕死亡的具有极高精神素养的势力阶层，他们以抗争权贵而死为荣，这就进一步触犯了皇权的权威，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
同年，“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疏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31]
致使皇帝震怒的原因不是宦官的陷害，而是士人阶层形成的“部党”和赦后杀人——直接对皇权威严的蔑视。本来在成缙、刘瓆赦后诛杀宦官势力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皇权的威严，但由于士人的愤疾，李膺又在皇帝大赦后诛杀了张成，这就更加触怒了桓帝，对士人阶层开始痛下杀手，党锢之祸爆发。“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寔、范滂之徒二百馀人”[32]，并策免了太尉陈蕃。永康元年（167年）“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33]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根据上文论述，党锢之祸是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皇权的态度逐渐强硬，士人阶层蔑视皇权威严，并形成“部党”党议朝廷的情况下，皇权发动的对士人阶层的打击。
把党锢之祸置于东汉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之中，从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党人与宦官的斗争，本质上是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争。凭借家族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取代宦官集团，这就是党人斗争的目的。”[34]东汉的问题在于政府在选人制度上实行察举制度和公府征辟制度，并使得士人阶层逐渐强大，而在权力分配上却是皇帝重用近臣（多是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而已，士大夫在朝廷中逐渐被边缘化，这就与士人阶层的强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激起了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此为党锢之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即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不亲接”的地位与皇权专制之间的冲突。至于宦官，仅仅是党锢之祸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宦官在党锢之祸中充当皇帝的左右手，并且在桓帝崩后，宦官将其作为皇帝左右手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灵帝不懂得什么是“构党”的情况下，发动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在一定意义上讲，第二次党锢是第一次的延续。
党锢之祸是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即士人阶层对合理政治的追求的理想与皇权专制现实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是，理想的破碎与士人阶层的分化以及东汉的瓦解。
（原刊于《求索》2012年第9期）
【注释】
[1]王夫之认为：“以汉季言之，外戚阉人之族党肆行无惮，是信刑罚之所不赦也；乃诛殛以快一时之众志，阳球用之矣，范滂、张俭尝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乱而不可止。”（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7页。）金发根认为，清流派因为仕途和忠于汉室这两个原因而和浊流派产生冲突，最终引起了党锢之祸（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见《史语所集刊·秦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18页）。吕思勉先生认为：“然后汉党祸，本起于小人之依附权势，互相讥评。……于是意气之争与权势之争相杂，居首善之区，而承之以好交结之贵游，务声华之游士，而所牵引者大矣。”（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325页。）牟发松、李磊认为，东汉后期，由于儒生数量的激增和宦官势力的膨胀，激化了双方争夺政治资源的矛盾，士人阶层的群体自觉意识亦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日见彰显，导致士风由前期的“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成党锢事变（牟发松、李磊：《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这四种观点比较相似，是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
[2]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卷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4]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卷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2186页。
[5]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卷四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7页。
[6]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9页。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6-167页。
[8]范晔：《后汉书·宦者传》卷七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09页。
[9]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0页。
[1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9-171页。
[11]范晔：《后汉书·百官志》卷一一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59页。
[12]范晔：《后汉书·孝顺帝纪》卷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页。(www.xing528.com)
[1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
[14]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见《史语所集刊·秦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0页。
[15]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页。
[16]黄琬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阎步克：《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8]范晔：《后汉书·陈宠传附子忠传》卷四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5页。
[19]范晔：《后汉书·李固传》卷六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5-2077页。
[20]范晔：《后汉书·杜乔传》卷六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92页。
[21]范晔：《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卷四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0-1471页。
[22]范晔：《后汉书·刘陶传》卷五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43-1844页。
[23]范晔：《后汉书·李云传》卷五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52页。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50页。
[25]范晔：《后汉书·朱晖传附孙穆传》卷四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2页。
[26]范晔：《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卷五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4页。
[27]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卷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69页。
[28]秦蓁：《溯源与追忆：东汉党锢新论》，载《史林》2008年第3期。
[29]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卷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6页。
[3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88页。
[31]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卷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7页。
[3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94页。
[3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99页。
[34]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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