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士人阶层对其所处地位的不满意，由来已久。士人阶层与皇权的冲突最初表现在士人上疏对核心权力的请求上。面对被边缘化的状况，士人屡次上疏，希望皇帝能够罢免外戚、宦官，重用士人，从而达到士大夫进入东汉核心权力、实现儒家治世的目的。
在士人阶层给皇帝的屡次上疏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用士人代替外戚、宦官作为朝廷枢机的请求，且不乏言辞激烈并以致被杀者。
延光二年（123年），尚书仆射陈忠在上疏中提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18]早在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太尉杨震因多次不满安帝重用内宠，劝谏安帝远离佞幸，被安帝近臣陷害而被迫自杀。
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李固对策曰：“……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曾无限极。……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19]
李固非常不满中常侍在“日月之侧”，要求“罢退宦官”，而“政归国家”。李固所谓的“政归国家”，可以看作是政归“士人阶层”，因为此处李固反对外戚梁冀和“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宦官，即在士人看来，只有士人阶层才是国家正统的管理者，而外戚、宦官专权是非正常的。所以，李固在这次对策中，明确提出“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表达了士人阶层向皇权对朝廷核心权力的争取。
太尉杜乔谏桓帝远外戚、宦官而用士人。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杜）乔上疏谏曰：‘陛下越从藩臣，龙飞即位，天人属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世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20]
杜乔在谏疏中批判的是“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提出要“用贤”。他的谏疏和李固的谏疏相同之处在于，都要求外戚、宦官远离朝廷权力，而这两种势力远离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有士人阶层来掌控、辅佐汉室了，这样士人也就可以实践儒家之治世理想了。但这种通过对皇帝上疏的争取并不能得到什么，这就激起了士人阶层对皇权专制的更加不满和对作为皇权爪牙的宦官的憎恨。
朱穆为冀州刺史，憎恨宦官势力，并诛杀了一些在地方任职的宦官，被征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疏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帝览其奏，乃赦之。”[21]朱穆及太学生刘陶等对“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是极为不满的，更是无法忍受“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
再看刘陶在永寿元年（155年）对桓帝的上疏：(www.xing528.com)
且秦之将亡也，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上齐七耀，下镇万国。[22]
刘陶上疏向桓帝提出两点要求：一，以强秦之倾，哀、平之变为戒，罢除宦官的权力；二，重用士人朱穆、李膺等人。这种上疏不仅仅是对外戚宦官的劾奏，也是士人阶层通过亡秦之鉴向皇帝施压，希望得到朝廷的核心权力。由于皇帝并没有满足士人屡次对朝廷核心权力的请求，所以士人阶层与皇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种冲突随着桓帝重用五侯、宦官势力愈加嚣张而更加明显，从而导致了李云、杜众之死。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侯览封高乡侯，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势专归宦官，五侯贪纵，倾动内外。白马令甘陵李云露布上疏，移副三府曰：“……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搤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疏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23]“云、众皆死狱中，于是嬖宠益横。”[24]
桓帝依靠宦官势力诛杀梁冀后，五侯专权，贪纵暴虐，士人请求桓帝重用士人，以至于言辞激烈，并对桓帝进行了人身攻击，惹怒了桓帝，李云、杜众死于狱中。李云、杜众之死，是桓帝对日益强大并逐渐对皇权态度强硬的士人阶层的一次警告。
桓帝延熹六年（163年）尚书朱穆疾宦官恣横，“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疏奏，皆用姓族。（李贤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25]
朱穆上疏要求桓帝中常侍选用士人，罢省宦官，“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朱穆见上疏桓帝不纳，就又口述请求“皆用姓族”，“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明确要求士人参加政事——朝廷的核心权力。
桓帝虽然没有听取士人意见将士人纳入核心权力体系，但对士人阶层的强硬态度，一度也有所顾忌。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太尉杨秉劾奏宦官侯览，“帝不得已，竟免览官”。[26]同时，司隶校尉韩縯的劾奏迫使左悺及其兄称自杀。同年十月，桓帝欲立田圣为皇后，司隶校尉应奉以赵飞燕谏，太尉陈蕃以为“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27]这两次“帝不得已”表现出的是士人阶层对皇帝的态度的强硬，体现的是皇权与士人阶层的冲突。“不得已”也暗示着士人阶层与皇权的冲突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不得已”也预示着党锢之祸即将到来。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无论是在邓后临朝、安帝抑或顺帝、桓帝时期，士人通过向皇帝上疏的形式对朝廷核心权力的争取都没有成功。这一方面说明东汉皇权的专制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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