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中央机构分为两部分,一为以皇帝为核心,由外戚、宦官、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尚书台,二为由士大夫充任的三公九卿制的中央政府机构,而中央的最高权力全部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内朝,三公九卿的很多权力大多被侵夺,仅是奉命办事而已。
东汉建立之后,“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5]三公“不过行文上下,受成而已,国家大事,则多由皇帝的近臣办理”。[6]这种皇帝的“近臣”,到东汉中后期,多被外戚、宦官把持。“汉武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书。元帝时遂有弘宫、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个宦官的集团。”[7](www.xing528.com)
东汉以后,皇帝“政不任下”“不复参以士流”,这使得士大夫逐渐远离了朝廷的核心权力。而且,随着宦官充任皇帝“近臣”,宦官逐渐成了皇帝的左右手,开始拥有很大的权力,以致“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8]由于宦官们互相援引,并形成宦官势力集团,左右着朝廷的核心权力,这一点在顺帝即位、桓帝夺权、灵帝之初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在制度上,士大夫在朝廷中就被边缘化了——远离了东汉朝廷的核心权力。就如钱穆先生所论:“外朝士人地位不亲接,正议徒招祸殃。”[9]钱穆先生一语道出党锢之祸的关键因素,即士人在朝廷中地位的“不亲接”,这种不亲接即被皇权边缘化,远离朝廷的核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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