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从因师获印之议揭示的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第二辑）成果

张继刚

作者简介：张继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于党锢之祸，凡论秦汉史者，几乎都有论及，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党锢之祸是意气清流之士人与腐败浊流宦官之间“激荡”的结果。^[1]

范晔认为：“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2]范晔也认为，党锢之祸起于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相互激荡、斗争。对于这点，余英时有他的意见：“从来论汉末党锢之祸者大抵皆本蔚宗此说，以为起于士大夫与宦官之相互激荡，此诚不易之论也。然结党一事关涉士大夫之群体自觉，诚如赵云崧所谓‘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似不能纯以一时偶然之刺激说之。”^[3](https://www.xing528.com)

余英时先生认为，党锢之祸不是士人与宦官之间一时的刺激所引起的，并指出党锢之祸发生是因为士人群体意识的形成而引起的，这一点对党锢之祸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然而，把党锢之祸的起因停留在士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上是不能彻底说明党锢之祸根本之起因的。

历来论者论及党锢之祸，直接从李膺等与张让的冲突讲起，这给人一种感觉，即党锢就是士人与宦官之间斗争的结果，而忽略了党锢之祸形成的背景问题。关于党议之起，范晔是这样论述的：“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4]他认为党议起自房植、周福两家之议。诚如是，这段材料中最值得注意者为“因师获印”，周福因曾为帝师而被擢为尚书，却遭到了士人的议论。皇帝重用自己的师傅，这也不足为奇，历来也不少见，那么为何桓帝却仅仅因为擢帝师而遭到士人的横议呢？这还得从东汉的官僚制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