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揭示中国古代共和和共和行政的关系

陶兴华

作者简介：陶兴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以“共和元年”作为起始之年，从此，中国悠久的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此后的历史纪年大都可依序据以推知。“共和元年”也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上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爆发了“国人暴动”；其二，西周王朝实行“共和行政”。司马迁在定义“共和元年”时，当是本于“共和行政”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共和行政”在周代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对于“共和行政”究为何指的问题，古今学界聚讼已逾千年之久，然迄今尚无定论。

长期以来，传统文献对于“共和行政”问题大致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说法：

以《史记》为代表的文献说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1]古今学者多认为此话意指：厉王时的召穆公（召伯虎）和周定公二人同心协力主持朝政，治理国家，即召公和周公二相行政，并无所谓“共伯和干王位”之说。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孔颖达《左传注疏》、刘知己《史通》、司马光《稽古录》等均主此说。何焯《义门读书记》引冯纯吟的说法：“共和，周、召相与和而修政也。不必如汲冢竹书之说。”^[2]崔述《丰镐考信录》则谓：“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3]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共和行政”是“百工和商人”发动起义后，拥护周、召二公为首的贵族实行的一种贵族共和政治制度。^[4]斯维至先生指出：“自前841年厉王被逐出国之后，到前828年的14年中，没有国王，而由周公、召公两相行政，史谓‘共和行政’。这是贵族民主政治——共和政治。”并指出：“战国时人诸子书中都不理解‘共和’的意思，都说‘共和’是卫国卿大夫叫作‘共伯和’，这是误解。”^[5]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中是这样说的：“国人暴动发生后，宗周一片混乱。于是，召公、周公临时主持政事，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6](www.xing528.com)

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的文献说是“共伯和干王位”。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共伯和干王位”的记载。^[7]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古本竹书纪年》此说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吕氏春秋·开春论》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8]《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今河南辉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9]《庄子·让王》云：“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10]司马贞《史记索隐》释“共伯和干王位”云：“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11]颜师古注《汉书·古今人表》主张“共和”即“共伯和”，指出“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12]《晋书·束皙传》、郦道元《水经注》、陆德明《经典释文》、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均主《古本竹书纪年》之说。杨树达先生在其《师簋跋》一文中断定：“《庄》《吕》《纪年》之说是，史迁之说非也。”^[13]顾颉刚先生在其《共和》一文中广稽众说，详加论证，最后指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明确主张“共伯和干王位”之说。^[14]翦伯赞先生亦倾向于此说，并认为所谓“共伯和干王位”就是农奴和小领主们暴动后，组织起来的“以小领主共伯和为首的革命政府”。^[15]王玉哲、许倬云、杨宽等诸位先生均认为：相比之下，“共伯和干王位”比“召公和周公二相行政”的说法更为可信。^[16]孙作云先生说：“共伯和摄行政一事，就是宗法制、等级制破坏最具体的表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则‘共和’一定是‘共伯和’，而不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17]詹子庆先生在其《先秦史》一书中指出：“共伯和，本是西周的一个地方诸侯，共伯是封号，名和，共是卫初期的采邑，有人认为共伯即卫武公，他趁国人暴动之乱，收拾残局，去其诸侯位，而摄行王事，史称‘共和行政’。”^[18]刘泽华、王玉哲等合编的《中国古代史》中说：“在厉王出奔期间，诸侯共伯和（即共国的君名和）代行天子事。”^[19]彭安玉先生认同“共伯和干王位”的说法，并指出：“‘共和行政’14年，充分反映了诸侯国君和国人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作用。”^[20]方诗铭先生坚信“共伯和干王位”的说法，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明确指出“召公和周公二相行政”的说法是综述了儒家传统的说法，这“显与史实不符”。^[21]

文献说法不同，历代学者对其认识也就迥然有别，难以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认识。

近年新出清华简《系年》开篇即记述了“共伯和”参与“共和行政”的事情，^[22]一方面更进一步证明了“共和行政”事件在两周之际社会变革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系年》所记与《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开春论》《庄子·让王》《鲁连子》等文献有关“共和”与“共和行政”记载说法若合符契，从而成为我们重新认识“共和行政”问题的重要线索。笔者不揣浅陋，欲结合新材料对“共和行政”问题重新做一探讨，并略陈拙见一二，庶几在前辈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仍能收到一丝管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