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赵王朝的兴衰与契丹威胁对比

北宋的建立是在“五代”末年，那时的中原各国多数微弱不振，而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很不容易对付。他们以部族为立国的根本，平时在酋长指定的地方从事畜牧，一旦接到战事号令，他们会非常神速地聚集起来，听候酋长调遣，而且所用的一切战具都是自备，一人带几匹马。行军时基本不带粮饷，所到处剽掠来的食物供人与马的给养，所以契丹的兵多而行动极快。一是没有后勤部队的拖累，而且国家毫不担心什么军费的有无。而有宋一朝到赵光义（宋太宗）时，他的失败在于轻敌。攻灭北汉政权以后，他不顾兵力连年征战的疲惫，对契丹发起进攻。所以才有了“高梁河”之败。北宋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而且是能靠连年征战的，攻下的城地能守得住的，对于契丹所占据的地方还有能力加以破坏式扰乱的精锐兵将。但此时宋朝没有这个能力。当时宋朝已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征辽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用人和战术层面上，战略上没有错误，这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所以赵匡胤对契丹的用兵比较谨慎，而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之败以后仍不吸取教训，反于公元985年又命将领们分道北伐，亦是不利而回，而契丹却瞅出了宋朝的弱点，反而频频南下侵掠中原。“中国”自燕云十六州被石敬塘割弃给契丹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还仗恃塘泺以限制敌人，但只能防御小般敌兵，对于大军队的进攻，则是无能为力。在这一防线的虚弱，只要契丹大举进犯，便可直达开封即汴京对面的河北大名府，宋朝受此方面的威胁比别处防线都严重。到了公元1004年，辽国应运而出了个女政治家萧燕燕，即萧太后，她指使儿子辽圣宗入寇中原一直打到了澶州（今河北灇阳），宋朝君臣竟至议和、议战乱成了一锅粥。好歹宋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萧太后母子“吓退”，订了“澶渊”之盟。但却是以每年送给契丹白银十万两，丝绢二十万匹为代价取得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会盟，两国相对“和平”了近100年。宋朝开国不长，国势就陷入不振了。

假设言和之后，宋朝能秣马厉兵，以伺机会，契丹是个没有多少民族文化传统的浅渲之国，他们强盛必不可能持久，必然有机可乘。但宋国朝廷尤其是虎父犬子的赵氏皇族，却怕契丹闹事，竟然伪造什么天书以此想愚弄敌国，但敌人未必被愚弄，宋朝的君主自欺了却没有欺骗了敌人。而此时呢，宋朝中工于献媚的却趁机打劫，经手浸渔的官僚们而因此活跃了，搞什么“斋醮、宫观”，财政因此而陷于竭蹶。接着西夏之乱又起，党项酋长拓拔氏曾于唐太宗李世民时归化于中国。其后代，拓拔思敬因帮助唐朝剿灭黄巢的农民起义有功，被唐主李世民赐姓“李”氏并做了“定难”节度使。传至第八世李继捧已是宋太宗赵光义之时，他们便又投服宋朝，但李继捧的弟弟叫做李继迁的却叛逃而去，占据银州（今米脂县）和灵州，后来他们依服辽国（契丹）宋国未能平定。到了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三十年与宋朝互不侵犯，但他们却在这段时间里，征服了河西之地拓宽了疆域。1022年，宋真宗死了，宋仁宗继位，到了公元1034年，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又开始与宋朝为敌，而且兵锋甚是锐利。虽说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但仍不能阻挡他们的入侵，这一闹便是10年，到了1044年宋朝才以给西夏国每年银、绢、茶叶等二十五万五千的数目才暂停了侵略，在这时，辽圣宗已死，儿子兴宗继位，正是年少气盛，便派使者到宋朝来索求瓦桥关以南的土地，宋朝不许，但也只好增加了“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方才达成“和议”。

宋仁宗在位的时间比较长，且施政宽仁，但他仍然因循腐败，即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遂成不能振作之势”，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只干了四年，便去世了，由神宗继位，便用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上是痛加诋毁，近代史家又曲为辩护。其实都未免失之偏颇。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将其减至极少。若弊端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到，就不免白白地增加纷扰了。王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全无功效，但是当时的宋朝最急需的是富国强兵。而王安石改革的结果，裁减、淘汰非战头兵员确实收到很大效果，但接下来他所选的兵将，则不是那么精强，“保甲”制度有名无实，而且引起了不小的骚乱。至于宋朝的军制，仍承唐“五代”之后，竭力集权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因宋太祖深知将领拥有重兵的祸患，所以他对各蕃镇不设重兵。又觑破兵民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于是便有了极端的募兵制。宋朝的兵制及兵目之种类有四种，一是禁军，即中央军；二为“厢军”即为地方部队属州郡管辖；三为乡兵（即民兵）仅负责保卫地方，没有外出作战的义务；四是蕃兵即少数民族的部队。

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便派遣禁军前往，轮番戍守，历史上叫做番戍。这样一搞，弊端便显而易见：一、兵士遂渐腐败；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即不利统一指挥和统驭；三、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悉地形，又和当地人民很少沟通甚至欺压边民；四、三年一次轮番戍边，只行军路上的费用，便等于三年一次出征，而其最大的弊端是给带兵的人提供了“缺额克饷”自肥的机会。每逢水旱灾害，又以招兵为救灾之策，于是兵数连连递增。宋朝开国时兵不满二十万，太宗年间到了六十六万，真宗时九十一万，仁宗时至西夏作乱，宋兵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万，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及文学家欧阳修曾上疏朝廷说“天下之财，莫不尽收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不失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于辽、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辽、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减”。

到王安石任相，才大加淘汰，把不胜任中央军的降为地方部队，不胜任地方军的免为民兵，然后施民兵之法改募兵为民兵，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变革，自此募兵之数减少。但到了元祐年间王安石罢相，旧党执政，民兵制度又废，但募兵制也未恢复，只此还不算为害，到了宋徽宗赵佶之时，竟然利用募兵的缺额粮饷供作了朝廷的费用，这样就连募兵的形式也无有了。所以到金人入犯之时，陕西这个历来出兵最多的地区，种师道也只得了一万五千人。

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变法被宋神宗的母亲高氏废除。高氏死后宋哲宗亲政，又行新法。十几年后哲宗死了，就是宋徽宗了，他虽然倾向新法，刚上来也有些作为，但他不幸地是用了投机分子蔡京，反复于新旧两党之争中以取巧。而宋徽宗本性又极好奢侈，蔡京就投其所好，便搜刮各方钱财，供宋徽宗滥用，这样一来，本就不看好的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更加蔡京的死党童贯，一个不知兵的人，却不知深浅的向西夏连续用兵，宋、辽、西夏连番争斗，三方均进入了岌岌可危的衰败时期，三家虽然相安无事了，但他们都不曾料到一个新兴的民族部落，正在迅猛崛起，这就是宋、辽、西夏的死敌——金。

北宋的国事虽说有积弱之嫌，这主要是国防制度上的所缺陷所造成。就是在与辽、西夏反复争斗的一百余年间，社会经济发展也是空前的。可以说北宋时期的经济昌盛，文化繁荣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峰。大凡读过《东京梦华录》，欣赏过《清明上河图》的都能感知到这一点。

北宋的国土远不及汉唐的宏大，但人口却比汉唐时多得多，“人多热情高，干劲大”。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时的农业生产已然有了犁、耧、耙、锄、镰等先进工具，在水利条件相对充盈的南方，普遍使用着一种叫做“龙骨翻车”的汲水器械浇灌稻田。由越南传入的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江南两浙、两广、淮南诸路得到广泛推广和种植。茶树在南方已普遍栽种。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成为著名的甘蔗种植区。以丝和麻为主的纺织业兴盛发展，棉花的栽培区日益扩大——。农业生产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商业兴旺，而纸币的应用和统用更方便了经济的贸易和社会交往；大城小镇的兴旺发达，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市场，而商业的兴盛又加快了城镇迅猛发展的步伐，从而使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纷纷涌现，首都开封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

在贸易上，官方以边疆为重点，民间的走私和贸易则集中在内地和沿海。这就使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和陆地上的贸易国。海上贸易可从广州、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高丽日本，及由登州、胶州通往高丽的交通线。

宋朝的主要港口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并在这些地方相继设立“市舶司”，主官舶商进出手续和征收舶税。海上和内河的贸易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而造船业的发达又促使了远洋航行技术不断提高和进步。

宋真宗时，船的年产量达到2900多艘。而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也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被称为神舟，能装20000石以上货物约为1100吨。海船的造型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仓，中仓又分四堂。这种隔仓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更值得一提的是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舟船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上阴天晦天夜不见星，昼不见日之时，便看指南针以确定航向。内陆到长江、汴河和运河的内河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就是沿海的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这两者都是以民间运输为主，而通讯系统即遍布各地的驿站，不只给官府传递文书，亦可给私人传递信件。

北宋社会经济的发达使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生产总值的80%，我们可从北宋的手工业、采矿冶炼业方面看其兴盛的端倪。(www.xing528.com)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各种手工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了前代，生产技术也显著提高。产品的种类、数量大有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各种瓷器了。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著名的窑作坊有开封的官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南汝州的汝窑、河北曲阳的定窑和浙江龙泉的哥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产品的特点是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且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制造的进贡用的瓷器的底部书有“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创新。技工们画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用锥类凿成的叫做锥花的花纹，而堆花则是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这就使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成了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销往国外，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从而享誉海内外。

在采矿冶炼方面，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这时，重要的冶铁中心在徐州东北的“和国监”。有三十六冶铁作坊，矿工约四千余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的税率计算，可推知铜年产量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都是唐朝时期的数倍。

北宋对历史的最大贡献。一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二是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

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项伟大的发明是一个叫毕昇的平民百姓。他是英山县人，是一个雕版印刷的工匠，他在长期的雕版工作中，发现了雕版时最大的麻烦就是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一次版。甚至不小心雕错一个字而整个版都得重雕的缺陷。雕一次版不但费时，而且费工，更重要的是一本书就得雕一个版式本，而不能重复使用。通过多年的思考和琢磨，使他终于想到了“活字”排版，只有制作一大批各种字体的活字，则可排印任何内容的书籍。活字可反复使用。虽然制作活字的工程浩大，但却能得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在这种启示下，毕昇便制作出了活字，及活字排版法，他于不经意间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永不泯灭的光彩和功绩。

而使毕昇的这项发明得以用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是他同时代地理学家、文学家，曾出使过辽邦的沈括。是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载，这才使后人知道了毕昇，是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沈括在他的著作中并详细的记载了毕昇活字印刷术的方法和步骤。

毕昇的陶活字印刷术比一个叫谷腾堡的德国人发明的铅字印刷术整整早了四百年。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

从战国至汉初时期，帝王贵族们沉醉于做神仙并长生不老的幻想，便驱使一些方士与道士烧炼“仙丹”，在烧炼仙丹的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而黑色火药的最早出现，则是在唐高宗永淳元年（628年），炼丹家们用硫磺、硝石研成粉末，再加上含有炭素的皂角子，首创了硫磺伏火法。到了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又用硝石、硫磺及含有炭素的马兜铃一起烧炼，又创了状火矶法，以上这两种配方都是把三种药料混合起来，这就初步具备了火药所含的成分。火药的最初使用并不是在军事上，而是用于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刚刚兴起的火药制品“爆仗”“吐火”来制造神秘的气氛。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藏人、变物等，以达到神奇迷离的效果。

在宋代，由于战争接连不断，这就促进了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先是把火药造成环状、点燃引线后用抛石机抛出去，这便是火炮的原型。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族之下点燃引线后用弓射出。随着在实战中的经验总结，用火药制造的所谓火炮、火箭确实比冷兵器的刀枪更具威慑和杀伤力。北宋政府就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出爆炸性较强的“霹雳炮”和“震天雷”。在1259年南宋时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改造成铜铸“火铳”。这些以火药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在12、13世纪，中国的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州，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的文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结论：灾荒、动乱、战争只是更朝换代的主要推手，但它不能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繁荣的优秀文化，昌盛的社会经济，清明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的创新，才是社会和历史进步最根本的动力。

北宋，世界历史上文化、科技、经济制度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就这样在报复与反报复中来回，内耗了七十年之久，直到统治阶级精英丧尽，最后剩下来的都是一群只知道吹捧上级的人，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们麻木地看着国家被外族人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