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痛：话说赵宋王朝的坎坷沉浮

赵煦驾崩，追尊庙号为哲宋。

向太后召集众辅臣商议谁来继承皇位之事，章惇直声说道“若欲立长，应该是申王赵似。”向太后说：“申王眼有毛病，不便为君。还是立端王赵佶吧。”章惇又直声说道：“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对这事章惇还算有眼力，也说了句真话。能在大事上敢于直言，也不能不说他有鲠直的一面，或者是他专横惯了。

章惇话音刚落，那曾布在旁高声喝叱章惇：“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皇太后的圣谕我就很赞同。”这时蔡京、许将亦齐声道：“合依圣旨。”向皇后又说：“先帝尝谓端王有福寿，且颇仁孝。若立为嗣主，谅无他虞。”章惇见此，知势难挽回，便缄口不语。

向太后宣旨端王入宫，在哲宗灵前即位。这便是风流才子，只能做艺术，不能当皇上的宋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曾布等大臣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向太后说：嗣君年长，不必垂帘。赵佶却“恳泣太后训政”，向太后只好免强应允。于是，赵佶在紫宸殿接受百官朝觐。韩忠彦第一个向他奏告四件事：一、宜广施仁爱；二、宜广开言路；三、理事不可犹疑；四、对外不要轻易用兵。

向太后看了奏章，很是赞许。恰在这时，吐蕃因宋朝边疆留守王赡滥杀无故羌民，遂纠众叛乱。向太后以韩忠彦的上书中有宜戒用兵之说，遂不愿争战，割一块土地给吐蕃，同时又贬了王赡的官。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割地求和是高太后给西夏的四寨之地，如今又有向太后将青、唐、邈川之地送于吐蕃以求罢战，这就使人联想到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亦是割地求和的“高手”。领土是国家的根本，岂能轻易忍让送掉？面对强敌或智取或争斗，决不能一味求和怕事。怕事，你越怕越有事。

未几，已是暮春时候，司天监步算天文，说四月朔当日食，赵佶诏求直言。诏书即下，就有筠州推官崔鶠上书，其文大略如下：

“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求天下之言如此。而私密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方今政令繁苛，民不堪忧，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睱一一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芥，不识朝廷之士，但闻左右有指元祐诸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牛李之祸将复于今日可骇也。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苞苴满门，私竭踵路，阴交不轨，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技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刑罚，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弊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以侫为忠，必以忠为侫，于是乎有谬赏乱罚，赏谬罚滥，侫人徜佯，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章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敢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辜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耶？京师语曰：‘小惇、大惇，殃及子孙’。谓宰相章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复卖国，跋扈不臣之心。多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然，以为得计。昔唐李林辅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手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夫日，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民命，大运乾纲，大明邪正，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撤乐，而无修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臣越俎进言，罔知忌讳。陛下怜其愚诚而俯采之，则幸甚！”

赵佶阅毕，对左右大臣说：崔鶠一微官，乃能直言无隐，倒也不可多得呢。遂下诏嘉奖，擢崔鶠为相州教授，又进龚夬为殿中侍御史，召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安惇闻听又重用邹浩，便上奏说：邹浩复用，如何对得住先帝？赵佶勃然怒道：“想当年立后这等大事，你作为御史中丞不发表意见。独那邹浩说了几句话，为什么不可复用。”此时的赵佶还是个能察知秋毫的人。陈瓘遂上表弹劾安惇：“狂惑主听，妄聘私见。若明示好恶，当自惇始。”于是朝廷把安惇贬往京外到潭州去了。(www.xing528.com)

赵佶又下诏复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自瑶华宫还居皇宫。又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同知枢密院士。又诏令范纯仁入朝授为观文殿学士，但范纯仁有病在身，乞归养疾。又下诏范纯仁弟范纯礼为尚书右丞，苏轼复提举玉局观，徙居常州。不久，一代旷世文豪，中国历史上的奇才，因病去世。苏轼为文，如行云流水，虽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当时别号为奇才。可叹的是一生始终为小人所忌，不能久居高层官位：士林中常叹息不止。不久，陈瓘、龚夬弹劾章惇不恭，“陷害忠良，备极惨毒。中书舍人蹇序辰及安惇且作鹰犬，肆行搏噬，应并正典刑”。

赵佶准奏，下诏将蹇、安二人开除撵回老家。贬章惇为武昌节度副使，蔡京免官，黜居杭州。

此时朝中有韩忠彦任首相，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布初时依附章惇，得势后便与章惇不和，力排绍圣时的大臣。赵佶当了皇帝，朝议认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须折衷至正，消除朋党。乃拟定年号为“建中”，又因“建中”曾为唐德宗年号，不应重袭，又于建中二字下添上“靖国”二字，遂颁诏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到了正月朔日，赵佶临朝受贺。正在行礼时，忽有一道红光照入殿内，自东北延至西南，赤色中复带有一股白光，缭绕不已。大臣们很惊讶。至礼毕退朝，赤白光也即散去，只是天空尚有黑襟未退，右正言任佰雨说：“时方孟夏，乃有赤白气起自空中，旁列黑襟，恐非吉兆。遂连夜修疏，大意为：日为阳，月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赤为阳，黑白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今天象告变，恐有宫禁阴谋，以下犯上。且赤散为白，白色主兵，或不免夷狄窃发某事，望陛下进忠良，黜邪侫，正名分，击奸恶，务使上下同心，中外一体，庶几格感天心，灾异或变为吉祥。”次日将此本递了进去，却不见批答，只见宫中很是忙碌。向内侍询问，才知是向太后生病，已在弥留，又过了几天，向太后去世，享年56岁。

向太后去世，范纯仁亦在家中病逝。死前写下遗表，由儿子呈送赵佶。赵佶览表叹息，下诏赙白金三十两，又赠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宣”。范仲淹四个儿子中，纯仁德望素重，享年七十五岁。范纯仁去世后，任佰雨追论范纯仁在世时的被黜，全是章惇作的孽，便又上疏要求皇帝追究章惇的罪责。

这道奏章上去，不见回音，连上了八道奏章，但仍无消息。他便又与陈瓘、陈次升三人联名具奏，申论章惇之罪。赵佶这才把章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亦是当年苏轼被贬之地。今日章惇到了这里，即向居民赁屋居住，不料那些州民知道他是害过苏轼的人，竟无一人肯赁给他房屋居住。后又被贬往睦州，不久便死了。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曾布见章惇被贬而死，便独揽了朝纲，继而故态复萌。任伯雨当司谏半年，连上一百零八篇奏疏。曾布恼他多事，便调他为“给事中”，并派人找上任佰雨说：“你今后如果不再提意见，便叫你在京城长久为官。”谁料任佰雨不但不听，反而提意见的劲头更大了，并且欲上疏弹劾曾布。曾布得了信息，便先下手为强，把任佰雨调到京外当了小官，官名叫做什么度支员外郎。还有尚书右丞范纯礼，与其父范仲淹一样，为人沈毅刚直，曾布十分怵他。曾布自己不行，便想借刀杀人。他偷偷地对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本来打算叫你干承旨的官，但右丞相范纯礼却从旁使坏，所以你没当上这个官。王诜便对范纯礼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时机还真来了。辽国使臣进京，王诜为接待人员，范纯礼为迎接宴会的主宴人。待宴毕送辽使走后，王诜竟无中生有，到皇上那里说范纯仁的坏话。说什么范纯仁在辽使面前提着皇帝的名字发牢骚，被辽人好不耻笑，失了做臣子的礼制。赵家爷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什么话都不做认真思考，一听就信，一信就处理人。当下传旨，将范纯礼贬到颖昌去了。接着罢了左司谏江公望和给事中陈瓘，连李清臣也被曾布所陷，被罢为门下侍郎。一时朝政复变，“绍述”风行。只此倒还罢了，却因此而引出了那个特大奸侫，即断送了北宋朝纲的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