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这期间他的文章德行田夫野老无不尊敬。就是妇人、女子亦敬仰他的大名。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这个“相公”称谓不是戏文中妻子称丈夫的那个相公的含义，此意为不在朝的宰相公。赵顼去世，司马光得到消息，就想入朝，又怕招来猜疑。这时住在洛阳的程颢见了司马光，却劝他赶快进京。他这才启程东去。来到京城大门，守门的卫士见是司马光，都额手相庆道：“司马相公来了！”沿大街上的老百姓亦“遮道聚观”并齐声叫道：“司马相公请留下辅佐天子，给百姓一条活路，不要急着回洛阳去。”司马光见军士百姓这么热情，反倒害怕起来，便不再走大街，竟又转入小巷回洛阳去了。
司马光来到京城的消息，也如风一样吹进了皇宫，高太后知道了便等他到来。不意等了两天，竟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去了。高太后便派遣内侍梁惟简骑上快马前去洛阳，问司马光先生对朝政的意见。司马光回说：“请大开言路，诏榜朝堂。”待梁惟简回到京城，那蔡确已写了六条政议呈送给皇上。这六条政议的大意为：阴有所坏，犯非其分，或扇摇重机，或迎合旧令。上则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罚无赦。高太后看了此议，又叫梁惟简再去洛阳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一看，便气愤地说：“这是拒谏，不是求谏。如此一来，人臣只好不言，一旦开口便犯此六语了。”司马光写出了自己对政要的一些建议，高太后立即采纳并颁诏实行。言路由是渐开。
继而，命司马光为陈州知州，并起用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接旨准备动身，忽觉身体不适，竟一病不起，不几时便去世了。程颢与弟弟程颐受学周门，以道学自娱，修练得有极深的涵养，凡事不动声色。既卒，士大夫不论认识，不认识莫不对其哀悼，文彦博受众文士之托，给程颢墓表题四字：明道先生。
司马光受命去陈州上任，路过京都，正巧王珪死了。辅臣依次递升，适空一缺。高太后即留司马光辅政，命为门下侍郎。蔡确见司马光受到重用，很是害怕。只恐怕革除新法。他便又搞出个什么“三年无改大义”，在京都传布。满朝大臣无一人指其优劣，独司马光指驳道：“先帝所行的法度，如果合宜，虽百世亦应遵守。若为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害国害民，须当立即改正。这正如救火，和救掉进水里的人一样不容迟缓。况且太皇太后改革的是她儿子东西，而不是犯上，以子改父呢！”这不愧是那个幼时便以砸缸著名的司马光，处事有智有勇又果断敢为。
于是，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同心辅政，革除新法，罢保甲、保马，罢市易、罢方田。一时百姓好不高兴。又削去前市易提举官吕嘉问三级官位，并将邢恕贬往随州。
过了年，赵煦改元为元祐元年。高太后据御史们的弹劾，罢了蔡确的相位。当下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为枢密院枢密使。
此时司马光正有疾病在身。他整日思谋的是免役诸法尚未尽行革除、西夏边议未决，不禁叹息道：“诸害未除，我死不瞑目。”一日，他找到吕公著道：“我身体有病，以身托医。家中事托于儿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特地来托付给你了。”吕公著将司马光的这些话告诉了高太后。高太后闻言，不胜感慨，特下一诏“免光朝觐”，并许他乘肩舆三日一回上朝。司马光听到这样的诏命，急忙上奏道：“不见天子，如何视事？”高太后知道司马光的脾性，只好令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扶掖入朝，又命他朝见时不要行跪拜大礼。
司马光抱着病体上表请罢青苗、免役法后，又要恢复差役法，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是章惇“与光辩论殿前，语甚狂悖”。高太后见章惇对司马光如此态度，不免动怒，遂下诏把章惇免去现职，到汝州去干知州。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又上疏奏请行熙宁年间的“给田募役法”并陈列了五条有利和施行的办法。苏轼非首鼠两端之辈。之所以提出来恢复王安石的募役法，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法给百姓带来的好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而司马光一党则认为苏轼是倾向王安石，对他实行打压。司马光所谓受到百姓爱戴之类，多是旧党强奸民意，因为百姓并不掌握舆论。王安石变法前后，王安石及其拥护者并未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相反倒是旧党，留下了大量作品。后人欲通过这些作品探求当时真相，须以换位思考法，否则正是上了他们的当。读史，不得不慎。监察御史王岩叟却说苏轼“五利难信，且有十弊”（这是典型的抬杠。硬给凑数，二十弊又有何难？由此可知，当时对于王安石新法的责难，真是排山倒海！旧党的意图就是什么也不要改，实质上就是坐等宋王朝灭亡。后来的史家说北宋并非亡于金人，而是亡于司马光之手，诚哉斯言！）。苏轼本与司马光是好友，他便直接找上司马光说道：“公欲改免役为差役，轼恐两害相加，不见一利。”司马光说：“请你说说它的害处。”苏轼回答说：“免役法的害处是聚敛民财，导致十室九空。所敛的钱全交到上边，下边必然常患钱荒，这害已经早出现了。而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给官府白干活，没有时间操持农事，贪吏滑胥随时征逼，因而为奸，岂不是与免役的害处一样吗？”司马光道：“依君高见应该如何？”苏轼答道：“法有相因，事乃易成；事能渐进，民乃不惊。从前三代时候，兵农合一。至秦始皇才分为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农人出粮养兵，兵则出力卫农，天下称便。今行的免役法与此差不多。你今天要罢免役法改行差役法，正如罢长征卒恢复民兵制一样，恐怕给百姓带来更多的痛苦呢。”北宋王朝对百姓的压榨，比后世的明清要严酷得多。因为皇室糜费极大，官员俸禄又比后世高得多，军费开支巨大，还要负担给辽和西夏的“岁币”。如果不是民穷财尽，王安石何必搞什么变法！变法即改革，历来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数千年中国历史，真正的改革家只有三个半——商鞅一个、王莽一个、王安石一个，那半个是张居正，哪一个有好下场？相比而言，王安石还是最幸运的。至于范仲淹，连半个也算不上——不是他不想改革，而是皇帝不给他那个权力。过去人们骂他们，不足为怪，因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今天我们不宜再盲目附合。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缓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守旧力量过于强大——不管什么时候，当权者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总会拼命维护现状，甚至稍微的改良也不允许，遑论改革！王安石能跳出个人藩篱。因为变法同样要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如募役法、均输法等。我们不能说王安石多么大公无私，实在他是站在如果继续因循必将灭国亡种的高度。仅此一点，已远非司马光所能及。司马光对苏轼的话颇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应付了几句。到了明日司马光在政事堂议事，苏轼又说起此事，司马光不由有些气恼。但苏轼仍然从容说道：“魏国公韩琦定制陕西义勇军，那时你为谏官，你曾再三劝阻他。韩公不高兴，但你不顾他高兴不高兴，还是把该说的都说出来。我苏轼以前也听你说过此事，难道你今天成了首相，就不允许我苏轼把话说完？”
司马光毕竟是司马光，急忙起座向苏轼谢道：“容待妥商。”在座的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说：“差役一事，不宜速行，否则转滋民病。我的意愿是您虚心接受不同意见，朝中所有政事主张不必尽是您的主意。若事事专断，恐怕奸人邪士反能乘机迎合了。”司马光面露不悦之色。范纯仁见状，又说道：“您这是不叫人把话说完呢！我范纯仁假若只讨好您，不顾大局，何如在我青年时讨好王安石，早就富贵了。”
原来在司马光决定改为差役法时，以五日为限，下级部门的负责人都说太急，唯有开封府知府蔡京按时完成，并且当面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大喜，对蔡京说道：“假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事不能为？”自是司马光认为差役法可行，准备坚持到底。其实蔡京是个“大奸似忠，巨猾若愚”的家伙，他对人对事专会揣摩迎合。当年他见蔡确得势，就依附蔡确；待见司马光入相，就又依附司马光。这种反复小人最能误人误国。司马光乃忠厚之人，又以忠厚之心待人，哪里知道蔡京暗藏的祸心。
司马光更改新法的消息传到居住在金陵的王安石那里，王安石毫不在意。及至听说要罢免役法，不禁愕然失声道：“竟变如此么？”继而又说道：“此法决不可罢，君实（司马光字君实）辈也太胡闹了。”不久，王安石就病死了。朝廷得知王安石去世的讣讯，因他曾被朝廷封过荆国公（后人尊称他为王荆公）又追赠他为太傅。在宋朝的历史上，司马光无疑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他占有一定的席位。尤其是他历时多年所主编的《资治通鉴》，由于对史料的取舍，精当严格，力求真实，因而这部中华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内容详实可信，为历来历史学家们所推崇。清代考据大师王鸣盛称誉此书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但他被公认为宋朝保守势力的代表也是事实。对于治理天下，他的指导思想是“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而，与同朝为官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其实就谒诚为国这一点上，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他们各有见地。他们都属政治家这个范畴方面的皎皎者。其实在王安石提出变法之前，就有范仲淹上书给朝廷提出了改革的意见。范仲淹去世八年后也就是宋仁嘉祐五年，王安石自江东刑狱任满应召进京也上了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法改革不可。同时他敏锐的看到要想变法，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人才问题。他以他的人才标准审视，在中央或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他曾这样说道：“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缓急，又能使民众以修其职能任其事者甚少，但没有才干，苟简、贪鄙之人则不可胜数。”致使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好，但在位的官们却不去推行，所以老百姓得不到这项法令将带给他们的好处。从而使一些贪吏“辄缘之为奸”骚扰百姓。他认为人才缺乏的原因是，由于“教、养、取、任”不得其道。先从“教”来说，国家应自都城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人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并严格选拔教师，教以朝廷的“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亦包括军事。选中的人才在学校里学文武之道。“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才分高低。在朝内可为六卿之官，遇有边事出则可为六军之将，差一点的可为“闾、族、党之师”，亦能率两师旅之帅。
所谓“养”，王安石以为国家对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朝廷的人才，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所谓“取”，就是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人们推荐贤能者报给上司，再有上司面试和考察，确实贤能者，然后按其考察的品德才能量才而用。至于“任”，则是说担任一个职位的人任期要长，职责要专，并补以严格的绩效考核。也就是说要变法图强，就应当积极地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因而就要废除以文辞和记诵擢取士人的科举制度，并认为这是变革法度的第一要务。他曾向皇帝讲过晋代的事：昔晋武帝，趋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仪，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因知其必将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敌者二百余年。但他这封“奏书”和三十五年前范仲淹上的“奏书”一样，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
真、仁两朝的过度宽柔，造成了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使一些士大夫以敌视当权为勇敢，实际上这也是太祖誓不杀言官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光荣。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变态的离心力已积重难返了。宋初惩处军人骄横而一意崇文抑武，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结果使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军为世贱，士耻言兵”，从而导致，既无勇士，更无良将。此时虽不能说积贫，但积弱已成事实。故而有识之士一旦掌握朝廷大权，便想到革除相应的弊病，革除旧法，始行新制。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就心仪神往。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其父曾当过韶州和江宁府通判的官。据说他博闻强识，读书过目不忘，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于一流，并且为当代的文坛宗师，深所心析。欧阳修初次认识他时，曾给他这样的诗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在知制诰的位上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这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应有的事。王安石见了这个被买来的女人，就问：“你是那里来的女子？”女人答道：“是夫人叫我来伺候舍人的。”王安石便问她的来历。这一问才知，这女子的丈夫是一个下级军官，因督运粮米出现损失，变卖家产还赔不足，便把她卖了九十万钱来还损失。王安石一听，立即命家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把妻子领回去复为夫妇。
王安石母亲去世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却极尽哀毁，在厅堂里以槁枯席地，坐卧其上。某一天，有一知府叫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差人以为他是一个老仆人，就将信交他送入内宅。王安石接信就拆。那差人一看急眼了，便大声嚷骂道：“舍人的信，你一个仆人也拆得么？”其他在旁的人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舍人。”王安石除了书卷，对一切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世贬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读书”。对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什么兴趣。宋朝的养馆职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同时亦是往上爬的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又干了两任外官后，有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仍不去，又历了三年一任的外官，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却被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历史上又有几人在当一个知县任满后，县里的百姓给予建生祠的？”
这样一个德行、文章、政事的全人，他于仕途愈懒于进取，朝野的有心人愈盼望他进取。当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的时候，就早已声满天下。可是到了他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而宰相，到了天爵和人爵极备于他于一身的时候，先进和后进的同僚，包括正人君子的领袖司马光，都不免对他侧目而视了。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神宗在王安石的辅导下所推行的新法。
经济方面：①施行青苗法。由各地政府每年二次进行放款，由百姓自由请贷。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超过十五贯，下等户递减。半年为期，取息二分，因每年第一次放贷是在苗青的时候，所以称为“青苗钱”。此法刚行时，官吏邀功，便出现了强迫富人贷钱，引起了豪强们的反感，后来立法严禁这么办。二分的利息现在看来似乎很重，但在当时民间的利息以五分为常，甚至还有更高的。这个办法使政府有了生财之道，对于青苗不接的贫困百姓来说是莫大的福音。但这却引起了以重利盘剥百姓的豪强们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②募役法。其法要点，是令本来有徭役义务的百姓，可以用钱代替，此钱便叫做“免役钱”。仕宦之家，寺、观、女户等本来没有徭役义务也令其出半数的“助役钱”。这两种“钱”的征收率，按各地政府顾役的需要和资产的等级分五等而定。此款原定备凶荒时支用，后来解归国库。募役法对平民来说是有史以来的一大解放，但仕宦人等却受到了损失，因而士大夫们持反对态势。
③市易法，此即汉武帝时的平准法的扩大。平准法只行于京师，市易法则推行于京师以外。反对党反对此法的理由是“与商贾争利”。(www.xing528.com)
军事方面：①保甲法。此法实即旧有乡兵制的改良和扩大。其实行有四个重要步骤。一、编农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和副都保长。保长等人选有本保内有钱有势，又敢于负责的人充当。家有两个适龄男子的选一人为“保丁”，两个以外的余丁，亦从中选其壮勇者充当保丁；每一大保，每夜有五人值班防盗和应付其他突发事件，同保内有犯强盗、杀人、放火等重罪而知情不报的反坐罪，保内有容留强盗三人以上过三日者，其邻居虽不知情亦坐罪。二、对习武的保丁有奖励。上等的授以官职，以次至四等，都有赏差。三、本地域的主户保丁十日一换，到所在县巡检司值勤，按月发给口粮和薪水。四、给于保长和保丁严格的武艺教练，先叫禁军的教头训练大保长，三年艺成，乃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这似乎有新时代全民皆兵的意蕴了。
在王安石的军事计划中，保甲法原是恢复府兵制代替募兵制的准备。神宗到底认为府兵制为不可行，故王安石罢政后，不再谈及。
②保马法。此与汉武帝时“马复令”相近；其法是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允许百姓领官马自养，或领官钱买马自养，每户不过两匹，养官马之家，公家给以钱帛，并免除其捐税的一部分。对所养官马亦有使用的权力。属三等以上的养户十家为一保，属四等以下的养户十家为一社，一保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同赔偿，一社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同赔偿其值之半。
③更戌法的废除。更戌法本以防止兵为将有，但结果却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临事应变，精神焕散，指挥不灵！！神宗与王安石有鉴于此，随逐渐于各路的军事要地取消了更戌法，而设置固定的驻防禁军，由固定的主将进行训练。这种驻防军的设置，当时称为“置将”。“将”是当时军队编制中的一种单位，一将约有三千人上下，仿如现在的一个师。
教育方面：①变科举。增加进士名额，罢进士以外诸科。进士考试不考诗赋，专考经义策论，所试群经但取《易》《诗》《书》《周礼》《礼记》及《论语》《孟子》。废弃旧有的《春秋》和《仪礼》。
②变学制，兴学校。一、宋初的太学是当官们的子弟上学并考取进士的工具，有学校之名，无学校之实。到了仁宗皇祐末，在大儒胡瑗的管理领导下，太学才成为一真正讲学机关，到神宗时太学生达到九百人。为激励学生上进，神宗于熙宁四年将太学分为三舍，外舍生经考选入内舍，内舍生定额三百人，内舍生经考选入上舍，上舍生限100人；上舍生考取优等的荐于中书，授以官职。到了元丰二年，增太学生名额：外舍二千，并规定除月考外，每年总考一次，以决定在舍生的升舍和上舍生的升官。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即授官职，考中等的免进士的礼部考试，下等的可获得考进士的资格。并规定每郡拿出十顷好地作当地学校的免费用地，其后又派定诸路的州府学教授学生的老师要达到五十三名。
③《三新经义》，即《周官》《书经》《诗经》和《新义》的纂修和颁行。始修于熙宁六年，颁行于八年。
主纂的是王安石之子王雱和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三经新义》乃是王安石对付敌党的思想武器，也是他提倡“一道德同风俗”工具。自从新法开始颁行，所有元老重臣和一些所谓的清流名士一致反对。在朝内的谤议汹起，在朝外的百般阻挠。他们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老臣文彦博：“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但神宗和王安石的坚毅到底战胜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贯彻了新法的推行。但他们为了巩固此时的心理基础，不得不在经典中为新法寻找或制造理论根据。《三经新义》便是这种工作的结果。
《新经三义》自从颁行发后，在五十余年间，除了短期的被掩蚀外，支配了整个思想界；太学和州县学校用为主要课本，科举考试的用为绝对的准绳。后来就连贬斥王安石最力的学者，也公认《新义》富于新颖而确当的解释，不容废弃。王安石的变法犹如鲁迅先生说的那个把黑房子开了个天窗，以透亮、透风改善居住环境的人，但却遭到习惯了这黑暗和破陋环境人们的反对。王安石一死，追随他的人都无了依靠，一个个被朝廷贬的贬，谪的谪。相传那再贬吕惠卿的草诏便出自苏轼之手，因其文采，传诵一时。
其文如下：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即免役法）、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苛刻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此谕！”
还有朝廷贬范子渊的草制，亦有苏轼所拟。文内有这样的话：“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必死之地。”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的名言。
为吕惠卿说几句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南安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真州推官。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推行新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负责为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免役、均输、保甲、均税等一条条新法，都是经过吕惠卿之手拟写发文实施的。在推行新法时，王、吕二人互相配合，使国政为之一新。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两人亦是志同道合的挚友。
由于司马光等人排斥新法，吕惠卿成为众矢之的。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吕卿惠任参知正事，继续推行新法。熙宁八年二月朝廷又启用王安石为宰相。司马光一派遂集中力量攻击吕惠卿。离间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十月，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的职位，外调到陈州，后又被调往边关。在镇守边关的时候，他除了训练军队，还制造出了当时堪称一流的军用武器硬弓和强弩及火药武器，使宋国军威大振，令外敌闻之胆寒。他在王安石被罢相后任宰相之时，恰逢灾年，他采用了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减轻了百姓的苦难，救活了无以计数的百姓。他与王安石也曾产生过误解，但最终还是消除了隔阂，和好如初。
拂去历史的烟雾，而今，我们已经看清了蒙在吕惠卿“身”上的尘垢。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吕惠卿的功绩，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司马光与吕公著上奏章，举荐程颐为秘书郎，又改任崇政殿“说书”，即给皇帝讲说经史。接着又命他修定学制，立科举之法——即选拔干部的标准，共十条：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渊博，可备顾问。七、文章典丽，可备注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这十种条例统由司马光审定，朝廷下旨颁布执行。
司马光见皇上对他的主张言听计从，越发感到应誓死报国，无论大小政务，都必亲自裁决，不舍昼夜。国内“人民”高兴地谈论着国家有望得到更好的治理，就是那辽和西夏的使者到汴京来，都必然到司马光的府上问好请安。这两国的国主经常告诫他们国守防边界的将领：“中国的宰相是司马光相公了，勿轻生事，致开边境争端。”可见国有贤相，不战便能屈人。可叹的是天不佑宋，司马光因过于劳累，日渐消瘦。同僚们以诸葛亮“食少事繁”作为劝诫，司马光慨然道：“死生有命，一息尚存，怎能懈怠国事。”话是这么说，但那病却是日见沉重，终致卧榻不起。弥留之际尚呓语不止，叨念国事。一代文豪享年仅六十六岁便谢世了。司马光平生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阳居住时，每往夏县祭扫父母之墓时，必致兄长家。其兄司马旦年已八十，司马光奉若严父，爱若婴儿，自幼至老，不曾有半句妄语。他自己常说：“我无过人之处，惟一生做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因而陕洛地区‘闻风起敬’。老百姓相互劝诫，如谁有不对，便私自警告说‘君实得无闻知否？’”
司马光去世的消息传出，远近举哀，如死了父母一般。高太后亦为之恸哭，并与皇帝赵煦亲临司马光的葬礼，赠为太师温国公。又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押班冯宗道护丧回司马光的老家陕州夏县。予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发丧这天，汴京商贾罢市往奠，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奠。归葬以后，首都汴京及四方百姓便画了他的像对他进行祭祀，每饮食之际必然对他祝愿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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