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需要王安石？

王安石临川人，生性好读书，且过目不忘。每写文章便洋洋万言。他的好朋友，后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便将他写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文章，亦叹为奇才，并向朝廷推荐，遂使王安石“擢进士上第”。后授淮南判官，不久调任鄞县知县。王安石任一县之主，便在全县“起堤堰，决陂塘”，水陆两利，又把县库的粮食放贷给农民“立息令偿”。这样，国库中的粮食得到了“出陈纳新”，又方便了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一时“邑民称颂”。王安石本人也自谓才能足以治理天下，时人更是相率称颂。不久，朝廷调他为舒州通判。文彦博又极力保荐“乃诏试馆试”。王安石却不参加。欧阳修又推荐他为谏官，他又因祖母年高不便赴京为辞。偏那欧阳修又是个心地宽广、惜才爱才的人，就不断地向朝廷推荐他。欧阳修每推荐一次，王安石便推辞一次。这样一来二去，王安石便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宋仁宗嘉佑三年，召他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总算入京就职。到京月余，即上万言书。大意是“法古变今，理财足用”等事，仁宗对此不置可否，但还是说他能写文章，命他“同修起居注”，未几又升任他为“知制诰”。上任便纠察首都刑狱，发现有斗鹌鹑的杀死对手一案，开封府已将杀人少年定为死罪。王安石在调查这一案时，了解到的案情是这样的：这一少年得了一个善斗的鹌鹑，他的好友听说想要了去。少年不同意，那好友竟然抢了去。少年追夺，竟将友人杀死，因此定为死罪。王安石阅罢案情，即在卷宗上批驳道：“该少年不与斗鹑，伊友擅自携去，是与盗无异。追杀是份内事，不得为罪。”王安石的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开封府不同意了，因为这是他们审结的案子，竟将此案送交刑部、大理寺“复按定刑”。两司都说开封府判得准确。按大宋法律，这事到此王安石应承认过失，并要向开封府承认不对。但他却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承认有什么不对。他的这些言行，竟惹得御史上疏弹劾他，那奏章被中书省留下没有上报皇帝，此时王安石要求退休。恰好他的母亲病故。他便“丁艰”告假回了原籍。赵曙曾下诏召用他，他都“辞不就‘征’”。

那么为什么赵顼才继皇位不久，就下诏到临川召贤呢？原来这里有个前因。在王安石父亲之时，就虚心结交当时的韩、吕二家贵族，而韩家的韩绎、韩维及吕家的吕公著，都与王安石是好朋友。在韩维做赵顼为英王时的记室时，就对还未当皇帝的赵顼标榜王安石。韩维每讲诵经说，至独具见解处，便说这是他的朋友王安石的最新诠释。赵顼便对“王安石”这个名字记忆在心，佩服得不得了。如今当了皇帝。即下令召王安石入都。赵顼对宰相等人说：“王安石屡召不至，朝议都认为他对朝廷不恭。今召他不来，莫非真的有病？要不就是有什么要求了？”副宰相曾公亮道：“安石真辅相才，断不至有欺罔之情。”这时忽有一人出班奏道：“臣曾与王安石共过事，知他刚愎自用，所为迂阔，倘或重用必乱朝政。”赵顼看时，却是新任参知政事的吴奎，便不高兴地说：“你也未免过于诋毁他了。”吴奎道：“臣知而不言，是对陛下不负责任。”赵顼不再说什么，退朝后，便颁诏起用王安石，命他先到江宁任职。王安石不好再推辞，即日赴任去了。

过了几天，在早朝的时候，曾公亮又说王安石能当大任。其实这曾公亮别有目的，因他与韩琦同为宰相，但资历威望远不及韩琦，因而所有国家大事皆由韩琦一人说了算。他简直就是个吃白饭的，因而心中有怨。——志大才疏的人大都如此。他时刻想扳倒韩琦，便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荐王安石以抗衡韩琦——宋朝文臣多有此病。他的这一想法，也正暗合了赵顼的心思。为什么呢？因韩琦三朝为相遇事专断，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加上在他为颖王时的旧臣、现为学士的邵元、中丞王陶又极力说韩琦的坏话，赵顼听得多了便对韩琦渐生不满。韩琦三朝为相，对赵宋皇室忠心耿耿，也洞察皇上和朝臣们的心思，便上书求去。赵顼收到韩琦的辞职书，一时不好批准：一面“优诏挽留”，一面召王安石进京，命为翰林院学士。韩琦虽豪放直爽，但心思也极缜密，对赵顼的这一举措已经完全明白，于是索性一日一呈，连上奏章，坚持要求退休。

不几天诏旨下来，命他为司徒兼侍郎，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兼判相州。韩琦接旨后前往朝中辞行，赵顼反泪流满面地说道：“你坚决要去，朕也不得不这么办了。但你走后谁能接替你这个职位呢？”韩琦道：“陛下圣鉴，必当有人。”赵顼见到了这个份上，便直说道：“王安石如何？”韩琦道：“安石为翰林学士，学问有余；若为宰相，器量不足。”赵顼听至此，便不再问。韩琦辞拜而去。不几天，那个反对启用王安石的吴奎，也调到青州当知州去了。这样，赵顼身边已无几个能干的重臣，除了参知政事张方亮反对重用王安石，朝中几无人再说话了。到了赵顼将年号改为熙宁时，便不再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直接叫王安石上殿，他亲自面试。

赵顼问王安石：“治道何先？”王安石答道：“须先择术。”赵顼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道：“陛下当孝法尧舜，何必念及唐太宗。尧舜治天下，至简不繁，至要不迂，至易不难。但这些治理国家的要义，后世的君也好，臣也好，却没有弄明白，便说尧舜之法高不可及。尧是人，舜也是人，他们的学术又有什么奇异难学呢？”赵顼谦恭地对王安石说：“我的常识恐不如你的高深。还望你尽心辅佐，共图至治。”王安石当即说道：“陛下如果听臣，臣敢不尽死力！”此时王安石在赵顼的心目中便是古时辅佐尧舜的贤臣，皋、稷、契等。而王安石又自视甚高的说：“天下甚大何材没有？诸葛亮、魏征还不足道呢？”一时朝野上下除吴奎、韩琦、张方平、苏洵、李师中外，都说王安石是个难得的干才，定有一番大的作为。但那苏洵竟作了一篇《辨奸论》隐斥王安石，就连与王安石一时当知县的李师中便对人说王安石眼内多白，貌似王敦（晋朝武将，谋反被杀）他日必乱天下。称王安石貌似王敦，乃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大臣对王安石的污蔑。

皇帝赵顼正年轻气盛，想做一代名君，便以富国强兵为第一国是。但所不足的是国库帑银所存不多，要想富国强兵，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王安石此时已基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便在朝廷会议时大谈理财治国的之论，以引起赵顼更大的关注。到了这年仲冬，按常例祭祀天地。几位辅佐重臣提出“河朔旱灾严重，更加国用不足，今年郊祭不可再循古例遍赐金帛”。赵顼便将众辅臣的这些意见交由学士们复议。学士司马光上疏言道：“救济节用，贵在立说、立行，辅臣们的意见应当采纳施行。”赵顼正在不决之际，王安石道：“国用不足，乃是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只知节流不知开源，终不过是番空谈。”司马光问道：“什么叫做善理财赋呢？”王安石道：“不必加赋，自增国用，才算理财好手。”司马光笑道：“天下哪有此理，天地生财，是有定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若设法盘剥老百姓，比加赋还要厉害。”二人在朝堂上理论起来。赵顼说道：“朕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是，祭天行赏，是先帝们留下的规矩，如果到此不施行了，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于是行赏如故。

南郊祭礼后的一天，郑国公富弼自汝州回汴京觐见皇帝。赵顼特地关照命其乘二人小轿直接到殿门外，再令跟随富弼一块来的儿子搀扶至殿内，又免去了富弼的跪拜大礼，并叫太监搬了座位，让富弼坐下说话。富弼坐定，赵顼开门见山问道：“卿老成练达，定有高见。现在欲治国安邦，须用何术？”富弼答道：“人主好恶，不可叫他人知道。否则会叫别有用心的人投其所好，阿谀奉迎，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赵顼又问道：“我国北有强辽，西有狂夏。边境不宁，如何是好？”富弼道：“陛下初继帝位，首先要广布仁德与恩惠，愿二十年不要提打仗的事。”富弼这一亡国言论，早经宋以后大臣、学人批驳。两宋积弱，与富弼这种思想大有关系。赵顼无语沉思多时，又问道：“我老早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回京城来辅佐我治理朝政？”富弼当即回答“老不胜任”，便告辞出了京城，回他的任所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赵顼还是想召富弼回京，要拜他为司空兼侍中，并特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府第。富弼上表固辞，但经不住赵顼连连下诏，不得已奉旨入朝。富弼在回京的路上，听说京师地区地震，赵顼不知是为了同情灾民，还是敬畏老天，居然“减膳撤乐”。满朝大臣都效仿皇帝如此这般，唯独王安石对此有独到见解。他说：“灾异由天，无关人事。”是啊，地震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你不吃饭，不搞娱乐，能起什么作用。王安石的这种朴素的科学观点在一千年前实属不易，由此而知他的辩证唯物思想，不是他同时代的人们所能比得了的，王安石的确是个人才。而一代名臣富弼听到王安石的这些言论，不由叹息道：“人君所畏惟天，天不足畏，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邪说而先摇惑皇帝的心志，我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上书千言陈说君主选择用贤臣辨别奸佞的几多要点，待到京城拜谒皇帝时，又说了些有关这方面的话，无非是隐斥王安石。

赵顼虽用富弼为同平章事，但心中总不忘王安石，又拟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恰好大臣唐介入朝奏事，赵顼便征求唐介的意见，想得到相关大臣的支持，以便达到重用王安石的初衷。偏这个唐介是个不会迎奉说话的人，便直直地说：“王安石不胜大任。”赵顼又问道：“是文学不可任，经术不可任，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答道：“安石好学，但泥古不化。他虽高谈阔论，但观点迂腐。若令他为政，必多变更。”赵顼不再问了。唐介退出朝堂与同行的曾公亮说：“如果朝廷重用王安石，天下必陷入困顿纷扰。大家以后便知我说得对不对了。”

一日赵顼又问陪他读书的孙固“王安石可以当宰相吗？”孙固说：“王安石写得一手好文章，若叫他干个提意见的官，必定称职。若说做宰相靠的全是大度，但王安石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如何做得宰相？陛下欲求贤相，我心目中有三人，这便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赵顼只是不听，便命王安石参知政事。

王安石入朝谢恩之时，赵顼对他说：“大臣们都说你但知经术，未通事务。”王安石道：“经术正所以经事务。他人说我未通世务，实则未通经术，请陛下详察。”赵顼说道：“照你说来，欲经世务，先施何术？”王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王安石见赵顼点头。遂又进言：“立国大体，首先是理财。今欲理财，应完善理财机制，将理财大权收归朝廷，然后方可推行新的办法。”赵顼点头称是。王安石又道：“古人说得好‘为政在人，但人才难得，更且难知。若叫十人理财，其中一二人不尽办，便可坏事。况且择用不止一人，而且对所用之人不可能很广泛地征求意见，这样就难免有人会谈一些不同看法。如今陛下已经决计变革，第一就是不要听那些反对派的话。”赵顼道：“朕知道了。你去妥议条规，待朕次第决计进行。”王安石得到皇帝的同意，便请示成立“三司条列司”，以制定政策变通旧制，调剂利权，又保举在枢密院任职的陈升之为他的副手。

在得到赵顼同意他与陈升之成立三司条例司，王安石有了自选办事人员的权力，便将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轼等从各个部门调了来，“分掌事物”。于此，近千年以后，被革命导师列宁定为中国的改革家王安石，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施展他的才华。当下一干人等悉心酌商，定出新法八条。其中六条专为如何治国，两条专论如何强兵。

国法六条：

一、农田水利。饬吏分行诸路，粗度农田水利，垦荒废、浚沟渠，酌量升科，无论吏民，皆须同役，不准隐漏逃匿。

二、均输。诸州郡所输官粮，俱令平定所在时价，改输土地所产物官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并准便宜蓄买。

三、青苗。农民播种青苗时，由朝廷出资贷民，至秋收偿金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仍还朝廷。

四、免役。使人民分等，纳免役钱，得免劳役。国家别募无职人员充当役夫。

五、市易。就京师置市易所，使购不卖之物于官，或与官物交换又备资货与商人，使遵限内纳息。过限不输，息金外更加罚金。

六、方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量田地分五等计税，黎民按税照纳。

强兵法两条：

一、保甲。采古代民兵制度，十家为保，五十家为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使部下保丁贮弓箭，习武艺。(www.xing528.com)

二、保马。以官马贷保丁，马死或病令按值给偿。

这数条新法一经公布，参政唐介第一个出来反对。无奈皇帝“庇护”王安石，致使他“不胜愤懑，竟因气而死”。

接着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次子），上书给赵顼说：王安石用的薛向，曾开衅边疆，坐罪罢黜不应起用。知制诰钱公辅则直斥王安石坏法徇私。王安石不由大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钱公辅以及宣徽北院使王共辰、翰林学士郑獬、开封知府滕六发均迁谪到京外各地去了。王安石的这一过激作法气恼了御史中丞吕诲，当即写了篇奏文弹劾王安石。那弹劾这样写道：“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表朴野，内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群阴会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我很认真地研究了王安石的作法，没有长治久安的策略，只不过是在常规中做些小改动，以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图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那赵顼正信任着王安石，对这样的弹劾之文又怎么能细详其理。但当他看到“误天下苍生”句，不由怒形于色，立刻将奏章向吕诲掷去。吕诲见状高声道：“陛下如不采纳我的话，我不愿与奸佞同朝，乞请立即解除我的职务。”赵顼不再多说，只命他退下。隔了几日，吕诲便被贬往邓州去了。接着范纯仁又上奏章弹劾王安石。对于范纯仁，赵顼和王安石都对他敬畏三分，却也不采纳他的意见。范纯仁也只好上表坚决请去。王安石派专人捎话给他，以示亲近。范纯仁哪里听这一套，勃然大怒，对王安石派来的人说：“这是以利诱我。我的建议不被采用你就给我万钟（俸禄），亦非我所愿呢！”王安石听了这话，不由恼怒，便在赵顼面前声色俱厉地说，“必须罢黜范纯仁。”赵顼道：“纯仁无罪，即使外调，也应当给他个好的地方，便叫他出知河中府吧。”

王安石力排干扰，使“两法”得以施行，但在颁行青苗法时，内部却起了相反的意见。吕惠卿是极力支持，唯独苏轼却说不行。王安石问为什么？苏轼答道：“出钱放贷给民众本为救民，但钱入民手，不免乱用，及至限期满了无钱偿还，官府就要派人前往追讨或传唤。在这个过程中无法避免仆役们对无力偿还者的鞭扑蛮横。这样以来，不是救民，而是害民了。”王安石听了苏轼这话，道：“君言有理，此法且从缓议。”于是几十天未提此事。

一日，赵顼命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审议发生在山东登州的一个案子。案情是这样：有一女子已经许了人家，未嫁之前听人说找的女婿十分丑陋，心中自是非常气恼，居然暗带利刃前往丈夫庄上要杀死那丑夫。到了庄上，打听明白了丑夫所在的住处。恰好，那丑夫正躺在屋中休息，她便拔刀向其砍去，所幸的是那男的尚在似睡非睡之中，慌忙用手遮蔽时，被利刃削去一指。丑夫急喊来人，女子便弃刃而去。丑夫将该女告到官府，知州许尊命衙役将那女子拘捕到案。原告、被告跪在堂下，许州官一看，见那女子果然相貌甚佳，男子确实丑陋不堪，二人极不般配，心中便有几份同情那女子，有意为她解脱，遂令她一一承认，再设法保全。该女子自是从命。许尊即以她自首为由，减轻罪责，并把此案上报朝廷。

王安石认为许尊对此案下的结论是正确的，司马光却非常气愤地说：“女谋杀夫，难道能减轻罪吗？”王安石道：“妇既自首，应该从轻。”司马光又道：“律文说得很明白，互殴死伤，自首者罪可从轻。今该妇乃是谋杀本夫，本是一事，岂能是谋自谋，杀自杀分作两回事，而认作自首吗？”王安石道：“若自首不肯减罪，岂不是把律文当作儿戏。”两人争执不下。当即请赵顼裁决。赵顼也同意王安石的观点。不料文彦博、富弼等一班大臣反而谏阻赵顼不能支持王安石的观点。赵顼只是不听。并且在法律中特别增加一条“谋杀已伤按问自首，可减罪二等”，并发交刑部立为国法。侍御史兼判刑部的刘述却“封还诏旨”，并“驳奏不已”。王安石见刘述竟敢“封还诏旨”，不由大怒，便奏请赵顼黜退刘述。谁想这刘述却不是好惹的，遂率侍御史刘锜、钱凱共同上疏，论王安石的罪。大意如下：

“王安石执政以来，不到数月，便操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开局设官，颁行天下，惊骇物听。近又因许尊妄议定自首之法。王安石以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如此奸诈专权，岂宜处庙堂（朝廷）致乱国纪！愿早罢逐，以慰天下。”

三人的奏疏不但没奈何了王安石，反被王安石奏了一本，把刘锜、钱凱贬去管盐酒的税收去了，将刘述关进监狱。好在司马光等上疏力争，权将刘述从监狱中放出，贬到江州。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刑部的丁讽、王师元等皆诬为是刘述一党，也贬往外地。苏轼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

这个苏轼即后来的苏东坡，中国历史上父子三人（父苏洵、弟苏辙）同朝为官，又都以文章名世。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就有这父子三人的席位。其他五位即唐时的韩愈、柳宗远及与三苏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而曾巩又是苏轼的门生。按说苏轼是由王安石引用到三司条例司校详文字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不会孬的，但王安石欲行青苗法，却遭到苏轼的反对。气得王安石几个月不与苏轼说话。这二人相处，为人处世心胸却不相同。王安石虽贵为宰相，却是心胸狭窄；苏东坡进士及第，才华横溢，又豪放大度。一个是为不同意见能数日不说话，伺机扳倒对方；一个是以事论事，不存芥蒂。

正当王安石为驳不倒苏东坡反对青苗法的意见苦苦思索时，恰有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朝廷发来奏章，说：“农民播种没有资金，而富裕人家便乘机放高利贷，贫寒之家窘迫不堪。”他希望朝廷给他管辖的地区钱帛50万，放贷给农民，既可解决窘迫之家的急需之难，又可到年终时使朝廷获利二十五万。王安石在中书省看了这一奏章，不由高兴地说：“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王安石终于遇到知音了，遂急召王广渊到汴京来，与他商议如何推广青苗法。那王广渊见了王安石，不绝口地赞成，这就给王安石增强了底气。便向赵顼上疏，奏请颁行青苗法，并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逐渐推广。而这时那位不通权变的苏轼先生仍坚持他以前对青苗法的看法，并再三向王安石提出劝阻意见。王安石虽然心中生气，但终究未发脾气。但一向与苏东坡意见不合的吕惠卿却不断地对王安石说苏轼的坏话，说苏轼是故意阻挠青苗法，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得多了，王安石不由怒火中烧，便要给苏轼弄上个罪名，把他置于死地。幸亏副相陈升之还有良知，给苏东坡说了许多好话，但仍将苏轼罢为河南府推官。王安石为奖赏吕惠卿对他的忠诚，随即向朝廷推荐他为“太子中允”，在崇政殿给皇族人等讲说经文。对吕惠卿的任职，司马光第一个反对。他上书赵顼说：“吕惠卿奸巧，心术不正。王安石又偏信吕惠卿之言，因而朝廷内外多对其有所指责，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呢？”此时的赵顼已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其他人的话一律成了耳旁风。首相富弼见皇帝如此信任王安石，自觉无力与其争锋，便上表给赵顼，说身体欠佳，不能胜任国事，请皇帝批准退休回家。但赵顼不让他退休，仍叫他出判亳州，同时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赵顼叫陈升之担任宰相之职后，问司马光：“陈升之任宰相，外界有什么议论？”司马光道：“陈升之为人狡险，恐他为相援引朋党充塞朝堂，那里能培育出淳厚的风气呢？”赵顼又说道：“陈升之畅晓民政，颇有才智。”司马光说：“他的才智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有正直之人辅佐于他，方能无患。”赵顼又问及王安石，司马光道：“外人都说王安石奸邪，这一说法未免过份。只是他个性太执拗，有时甚至不明事理。作为宰相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毛病呢。”

陈升之当了宰相以后，就想笼络众望，便提出罢撤三司条例司，想从根本上毁掉王安石的变法机构。王安石见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就要背叛自己，便与他争论起来。陈升之那里是王安石的对手，只好向皇帝请了病假。王安石便又引荐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自此，王安石每向朝廷奏事，韩绛便随声附和说：所奏各事，无不可用之处，并且上疏赵顼说：“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请皇上下旨促各路长官推广施行。”

赵顼下诏给各路提举官，要他们执掌对农民的贷收之事。各路提举官得此旨意，便对青苗法多方迎合，并以多放贷青苗钱为功。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不论贫富，不管你需用不需用，按户支配。尤其是王广渊在京东一带，把民户分为五等。上等户硬贷给五千，下等户硬贷给一千，到限期不还，即派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一时怨声载道。王广渊却向朝廷汇报说“百姓欢呼，感皇上恩德”。王广渊的这些怪异行径，引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的强烈反对。他俩同时上章弹劾王广渊是“强为抑配，掊克百姓”。赵顼对这样的奏章不理不睬。

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向朝廷上奏章说：“百姓不愿借贷。”赵顼亦不表明态度。新近受命观文殿大学士的前参政张方平上书极力说了些新法的弊害。赵顼听后竟表现出一种很失意、很吃惊的样子。接着又收到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的奏章。其奏章大意如下：今所例条约，自乡户一等而下，皆定借钱数额，三等以下是必须借贷。但乡户上等之家，有作坊，有物业，实不缺钱，而今却要他们年初借钱一千，年终还钱一千三百，这明明是下边官员自放钱取息，与朝廷的本意相违。下等户是愿借这个钱的。初借时很容易，但年底还钱时却十分困难。因他们借去的钱大半不是投资于农业，而是做了急用。各州、府放的钱收不上来，便派出吏役四乡追要；追要不利的，就连保人也弄了去，逼他们代还借款。说到此，韩琦话锋一转，也说了几句软中带硬的话：“陛下以躬行节俭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赵顼看完了韩琦的奏章，似有所悟。便将奏章藏在袖中，来到便殿召众朝臣商议。不一时曾公亮来到，赵顼便取出韩琦的奏章叫他看，并说：“韩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事。我开始还说青苗法可以利民，不料却害民如此。比如开作坊的和城中没有青苗的，也强叫他们借贷呢？”正说着王安石走了过来，接着赵顼的话说：“如果从民所欲，虽作坊和城内又有什么害处。”赵顼沉思不语。待王安石出殿后，赵顼对陆续到来的大臣们说：“青苗法既不便行，那就下令停止吧。”曾公亮敷衍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便就停止。”

赵顼便叫司马光起草一个给韩琦的回书，文句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以此赞同韩琦罢青苗法的奏章。这事传到王安石耳里，他便上章替自己辨解。赵顼看了王安石的奏章，又似觉着薄待了王安石而过意不去，便撰辞婉谢，又命吕惠卿去安慰王安石，说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王安石呢，气得是卧病不起。赵顼见王安石这样，就对赵忭说：“我听说青苗法多害少利，才准备停止，并非是对王安石不满。他怎么能不出来视事呢。”赵忭道：“新法都是是王安石所创，待他病好上朝，再议对青苗法的罢免也不晚。”

这时韩绎说：“圣者如孔仲尼，贤者如郑国首相子产，刚执政时，也是谤议纷纷，何况今日安石呢？陛下如果坚决贯彻落实青苗法，非留用王安石不可！安石若不走，我料他能和仲尼、子产一样，先受到诽谤，后得到的是称颂呢。”韩绎的这番话，又使赵顼停止青苗法的想法完全打消，于是立即下诏促王安石上朝理事。一面又派大臣张若水、蓝元振二人出访民情。这二人刚出朝便受到王安石的嘱托，到乡村中待了几天，回朝复命，对赵顼说：“民情称便”。至此，赵顼又对青苗法深信不疑了。有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了“吏”们的身上。办事的不忠，再好的主张政策也得不到好的回应。

赵顼为表示他对执行青苗法的决心，竟将韩琦的奏章交给条例司，又叫曾布写了一篇“驳“，并刊石颁示天下。赵顼此作正合王安石的心意，他即上朝叩谢。赵顼自然又对他极亲切地抚慰、勉励了一番。经过这一波折后，王安石执行青苗法的态度比以前更坚决了。

文彦博入朝向赵顼面奏，力陈青苗法害民之弊。赵顼不耐烦地对文彦博说：“我已派人去民间作了察访，都说很好，你怎么说青苗法害民呢。”文彦博直言道：“韩琦三朝宰相，上书所言，陛下不信，为什么竟然听信两个宦官的话呢？”文老这话太有力度了。赵顼不由脸色大变。本想发作，但考虑到文彦博是先朝重臣，不便当面驳斥，只是含怒不语。文彦博见赵顼这般模样，便知道自己说的话不受赵顼喜欢，即辞退出朝。

再说韩琦听说自己上的奏章被驳，便连上几疏进行申辩，同时尖锐地指出王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赵顼只是不作答复。赵顼的态度使朝中大臣明显地分成了两派，赵顼呢竟把反对青苗法的韩琦、孙觉、吕公著等大臣降到州县任职，叫韩绎升任参政。一个叫李定的人原为秀州判官，因附会王安石的青苗法便被提为监察御史。他入京时正遇上右正言李常。李常问他：“君从南方来，那里的老百姓对青苗法是啥看法？”李定回答说：“民皆称便。”李常愕然道：“果真吗？举朝上下正争此事，你可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当然不听，即去谒见王安石，直截了当地对王安石说：“青苗法非常方便老百姓，怎么在京师却传言不便？”这些话正是王安石爱听的，遂喜滋滋地说：“这你就知道啥叫无理取闹了。改日上朝面见陛下，你要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向圣上言明。”李定当然听从。王安石即向赵顼说：“李定可用。”赵顼便召见李定并询问青苗法在乡下的执行情况。李定高声说道：“新法可行。乡下黎民百姓对此是远近讴歌，舆情悉洽。”赵顼听毕大悦，当即命李定知谏院。曾公亮等大臣对赵顼说，查核考证以前的条例，刚被选拔上来的人是不能先当谏官的，请圣上另给任命。谁料想赵顼竟正式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任命书一下，又有知制诰的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人站出来反对，并封还制书不执行皇帝的决定。赵顼诏谕再三，这三人仍执奏不已。王安石乘机上疏弹劾他们三人屡次不遵诏命，目无君上。于是三人便都丢了官。不几日，又有监察御史陈荐上疏弹劾李定任泾县主簿时其母仇氏去世却不回家奔丧，这样不孝的人，不能在朝为官。李定上疏进行辩解“实不知为仇氏所生”，所以没去持服。其实这里有一个原因。仇氏初嫁平民，夫丧后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曾为国子监博士的李问为妾，生了李定。李问原为借腹生子，有了儿子便不要仇氏，仇氏又改嫁姓郭的人家。李定成人后知道了此事，但因生母已改嫁不愿再认，因而在仇氏病故后未曾持服。这事被陈荐寻着了，上本弹劾他。李定自知有亏，只好含糊解说。王安石也极力庇护，反而斥责陈荐捕风捉影。气得赵顼又将陈荐免职，同时将李定改任“崇政殿说书”。可是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期、范肯又集体上言：李定既然不孝，怎么可以担负给皇族讲授学问的重大责任？并呈上王安石褊袒李定的罪状。王安石又善于黄鼬拉鸡借劲使，竟上疏说他们几人“朋比为奸”，应加以惩处。于是这三人又被免职。顿时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李定自觉不安，自请解职，改任为检正中书吏。

因李定惹起的一番争论刚稍息，王安石又提出了个新的名目，把审官院分作东、西两院。东院主考核文官，西院考核武官。这个提议，立即遭到知枢密院的文彦博坚决反对。原来北宋旧制，选拔文官有“审官院”负责，而选拔武将则是枢密院的事。因文彦博一向与王安石不合，王安石又扳不倒他，便想出了这么个法子架空他。赵顼听着新鲜，便批准施行。文彦博只好面见赵顼：“审官院兼选文武，枢密院还有何用？我任枢密院正使，从此无法与武臣相接触，又无了任命将佐的权力，陛下还是下诏叫我退休吧！”知谏院的胡宗愈也上疏力驳分东、西院之说，并牵扯到李定“官非其才”。这下又惹着了赵顼，下诏斥责胡宗愈是“内伏奸意，中伤善良”，贬出汴京，到真州为通判。此事以赵顼、王安石获胜而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