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一朝，范仲淹、文彦博、富弼为朝野上下中外人士佩服至极，但因他们厌恶阿附因而在朝不能久待，一律下调。范仲淹调为青州知州，故而今青州有范公亭。文彦博调为许州知州，富弼为并州知州。范仲淹在青州干了几年，深得百姓喜爱。后在赵祯的皇祐四年在任所病故，被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谥曰“文正”。
范仲淹祖籍邠州人，祖上迁居江苏吴县。二岁丧父，随母更嫁朱姓县官在邹平为知县时，范仲淹随继父到山东邹平，并在邹平的醴泉寺“划粥而食”苦读经书。后来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即辞母归宗。苦志励学，及显贵后，食不重肉，衣不重裘。所得俸禄，留赡族里。尝置义庄一所，赈恤孤贫。自入仕途，不论当什么级别的官，恩威并济。百姓多为其立生祠。就连边关的少数民族对范仲淹亦“爱戴如父”。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远近人民尽行举哀，如死了自己的父母一般悲恸。他有四个儿子，当官皆有政绩。
赵祯听从殿中御史赵标等人的意见，免了陈执中的宰相。隔了一日，枢密院直学士王素（王旦的儿子）入朝奏事，赵祯问他：“你是故相王旦的儿子，与朕是世交，非他人可比。在用谁为相的问题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素回答道：“不知陛下您所选的人是谁？”赵祯说：“富弼如何？”王素顿首道：“臣庆陛下得人。”赵祯又问：“文彦博如何？”王素回说：“亦是宰相之材。”赵祯当即召二人入朝，并授同平章事。
到赵祯又改元为嘉祐元年，在大庆殿受贺之时，忽然“眩晕欲仆”。只好命群臣草草行礼，回返后宫，一连数日不能上朝。富弼、文彦博二人以祷告为名，方才入值殿内，瞅了个机会向赵祯提出请立储君的建议。赵祯只是含糊，没有明确态度。这一病一个多月方才好转。但立太子之事，不再提起。知议事谏院范镇屡请立储，竟被罢职。学士欧阳修也上书请立太子，亦不见下文。殿中侍御包拯上疏直陈己见，气得赵祯把他调出朝廷，到开封府任知府。
包拯字希仁，通俗小说、戏曲中称为包公，安徽合肥人。考中进士后被授建昌知县，上任不久就因父母年龄太大向朝廷辞职，回家奉养父母。数年后父母并逝，他“结庐墓则守孝三年”。后任天长县知县。初上任就有人来报案，说他家的牛被人割了舌头，并怀疑是某人干的，但苦无证据。包拯道：“牛舌已去，牛便不能存活。你速回家，把牛杀了卖肉，少受点损失也就算了。”牛主人说：“小民是来求大老爷追查割牛舌的人。”包拯佯怒道：“一个牛舌，值得什么，你也来刁讼？衙役们，把他轰下堂去。”牛主人忍气而去，回家杀牛卖肉，并埋怨包拯不为民作主。牛主人杀了牛，牛肉尚未卖完，那被怀疑割牛舌的人便到包拯那里告发牛主人私宰耕牛。古代，牛是农业生产方面的重要生产力，受法律保护，私宰耕牛便违法犯罪。包拯听那人说，又问了他姓名，这姓名与牛主人怀疑的人名一致。突然一拍惊堂木，厉声问道：“你为何割了他的牛舌？”那人不禁失色，不等用刑，便自己招了。原来二人有仇，便想出了这么个陷害人的办法来。自是包拯以善断疑案名震朝野，不久被召入京城任御史，加按察使，又历三司户部执法官，出为京东转运使，复入京为天章阁待制，更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兼殿中侍御史。
包拯秉性刚毅，不阿权贵。他当了开封府知府，查办了赵祯爱妃的父亲张尧佐霸占御河，使河水湮塞，给居民造成生活危害一事。一时开封城内豪戚官宦皆收敛了形迹，不敢枉为。每日升堂都是大开正门，一任百姓上堂诉状。无论什么案子，一律叫双方当堂直陈对质，立即剖析出谁的对错。遇有疑难讼状，他亲自多方细察，得了真情方下结论。他除豪强、罪奸佞、奖节义、伸冤屈，不收人财物，又因脸面微黑，世人便称他铁面无私，就连幼儿及不出门的老年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或称呼他为包待制，或称呼他包龙图。京城的人们佩服他的人品人格，便相与语道：“关节不到，唯阎罗包老。”意思是说不受贿赂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阎王爷，一个便是开封府的包老爷。后人撰写《包公案》一书中的情节，有不少是历史上的真事。
包拯在当御史中丞时，一日上奏赵祯：“东宫虚位，时间已经很长了，朝野无不抱忧。陛下你可这样想想，物皆有本，难道国可以无本吗？太子系国家的根本。根本不立，如何立国？”赵祯忿忿地说：“你又来说此事了。我且问你，何人可立？”包拯叩首答道：“臣本不才，承蒙恩遇，所以乞请立太子，无非为宗庙万世之计。陛下今问臣应立何人，乃是疑臣多言，臣年近七十，且无子嗣，还想什么后福？不过耿耿孤忠，不能不说呢。”赵祯听了包拯的这番话，面色转和，说：“忠直如卿，朕亦深知。建储之事，总得举行。待朕考虑便了。”
包拯自称无子，这里有些原委。包拯原有儿子包德，娶妻崔氏，曾出仕为潭州通判，半年去世。崔氏无有孩子，却守节不嫁。包拯曾有一妾，在有了身孕之时，却因故被遣回娘家，在娘家生下一子，此事唯崔氏知道。崔氏尽力密为抚养，母子俱全。赵祯嘉祐六年包拯进为枢密副使，越年得了重病，儿媳崔氏才向包拯说了此事。包拯即命将那母子二人迎回，给儿子起名曰綖。
包拯临终之际留下遗嘱：后嗣尚得为官，当谨守清白家风。如或犯赃，生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去世，赵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包拯对仁宗寄于厚望，他希望仁宗能“薄赋敛，宽力役，救荒粮”。重视“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而当时的北宋王朝励精图治的精神正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豪强盘剥，农民甚苦。因此，他在以大无畏精神反贪扫庸的同时，又把荣辱置身于身外，为民请命。(www.xing528.com)
当时赋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陈州五县的问题就十分严重。他对朝廷立刻上了《请免陈州添折现钱》的奏章。奏章指出：一斗小麦市场价50文，却折变为100文，还要外加脚钱、仓耗等40文，共计140文，这样就比原来的增加了两倍，即“二倍诛剥贫民”的“暴敛”。为杜绝此类情况，他提出了“纳本色”——交实物的主张，他的这一奏折，便被后人改编成小说即《包公案》中的“陈州放粮”。
包拯赈救的不仅是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多广泛的民生。如罢巡驿、保民田、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再就是他严于律己。
包拯为端州知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正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故为身谋，这也是终其一生的行为准则。包拯为官二十五年的仕途上，其行为尚未稍偏这一准则。他初入仕途遇上母丧，回家“丁忧”，三年期满后回到京城听候派遣官职。这时的宰相是他的同乡吕夷简，而派遣官职去好坏地处的事正由老吕说了算。吕夷简也以为包拯会去找他，因为这时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盛行。但包拯却使吕同乡失望了——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根据吏部的安排，直接到天长县任知县去了。
二十五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中央机关的枢密副使，全靠自己名满朝野的政绩。尤其任职台谏期间，他弹劾过不少官员，忌恨他的大有人在，但他都把这些置之度外。他之所以无所畏惧，就在于他行事为人如清水明镜，人格白玉无瑕，就连曾说他“素少学问”而看不起他的欧阳修也赞美他“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刚直，不畏权贵，这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坏，重要的是选拔人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先后推荐了都成为大宋名臣的孙甫、吴奎、韩贽等人。他推荐的人都是出于公心，没有一个出于个人关系，因而他才敢于在朝堂上向仁宗皇帝很负责地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即是说我推荐的人如果不优秀，为官不胜任或贪赃枉法，我甘愿于他同担罪责。
他一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史书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当他在庐州干知州时，他的“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包拯字）戮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堂舅犯法，一视同仁。这也使横行霸道的乡绅、豪强为之收敛。
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为官几十年，除朝廷给的俸禄外，他没有多吃多占一分一厘。他在端州干了三年知州，离任时，端州的百姓送他一方端砚以做纪念，他也拒不接受。“不持一砚归”成为流传史林的美谈。联想到当下出现的副国级甚或国家级的高级干部们，你衣食住行都有国家包着，你贪下那么多社会财富，吞噬那么多民脂民膏，就是为了弄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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