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只有特殊方式一条路
◎叶剑英的胆识谋略
◎华国锋：只要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陈云：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决心
◎叶剑英、华国锋决定“以快打慢”
◎张春桥传话上海：准备紧急应变
◎叶剑英：上兵伐谋
◎惊心动魄的时刻
◎玉泉山政治局紧急会议彻夜进行
◎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四人帮”集团的步步进逼，将华国锋逼入死角。华国锋只有两条路，或者俯首称臣、拱手让出权力，或者反抗。华国锋是不愿臣服的，这就只能反抗。
华国锋最直接的支持者，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但是，只有这些力量是远远不足的，他所要依靠的，是党内的正确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代表这个伟大力量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叶剑英。此时，叶剑英考虑的彻底解决政治局势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文化大革命”强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力集中于政治领袖个人手中，制约机制被完全破坏，任何决策和改变都决定于最高政治领袖。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长时间的实践带来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围绕“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冲突也空前激化，这就使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斗争难以避免。而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公开的议事决策程序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不能不具有特殊的权力斗争的特性，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叶剑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叶剑英移住西山。叶剑英虽然远避政治中心，但仍是把握中国政治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由于叶剑英身上集中了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王震、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等都到叶剑英处，提出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和建议。当王震提出干脆将“四人帮”几个人“弄起来”时，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作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愕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12]
在9月8日毛泽东弥留之际，叶剑英同毛泽东最后诀别，叶剑英离开病房后，毛泽东还示意招呼叶剑英回去。虽然毛泽东已极度衰竭，未能说什么，但是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于叶剑英，可能是有政治“托孤”的意思的。叶剑英也认为毛泽东对他有意政治“托孤”。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生前谈汉朝周勃的故事，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说“周勃重厚少文”，“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又说华国锋“重厚少文”，“办事不蠢”，这些都表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重托和对华国锋的信任。
在党内的政治关系中，叶剑英认为华国锋与“四人帮”集团是有区别的。1976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报上发生分歧。一份经“四人帮”集团之手的党内通报说，毛泽东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叶剑英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事实，在主席健康问题上应持郑重的态度。政治局中汪东兴等支持叶剑英，而江青、张春桥坚持通报按原样发出。在争论中，华国锋虽然未表示态度，但在会后按叶剑英的意见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实际上站在叶剑英等的一边。
出于对毛泽东选择的尊重，同时对华国锋存在这样的判断和期待，叶剑英对华国锋是宽容和支持的。叶剑英愿意扮演“周公辅成王”的角色。叶剑英曾说，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是第一；第二，华国锋同志年轻，人还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第三，还有许多老同志在，可以帮助他。当然，要像“周公辅成王”，可不能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我们党里有许多周公嘛！[13]
无论如何，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政治继承上具有特殊的身份。面对着与“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叶剑英需要华国锋的支持及合作。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同华国锋的接触中，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集团的做法也很反感，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可以得到华国锋的支持。从力量对比来说，战胜“四人帮”集团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法性来说，华国锋的支持和参加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但是，叶剑英与华国锋没有历史的渊源，也没有过组织上的密切联系，在政治上还需要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为此，叶剑英一方面在“四人帮”对中央工作和华国锋进行有意刁难时，给华国锋以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关心和接近华国锋。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道：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在为“四人帮”的困扰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去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14]
这段记载十分生动。叶剑英的试探、点题、单刀直入，华国锋的困扰、防备、犹疑和兴奋的心理变化，如在目前。
另一位地位虽然不太高，但是位置却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汪东兴。
汪东兴是赣东北弋阳人，早年参加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胜利打通，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汪东兴也就随军参加中央苏区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汪东兴参加了长征。
汪东兴长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在政治上汪东兴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忠实，因此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当时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这些职务在政治斗争中，是可以发挥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的。
叶剑英先是通过王震了解汪东兴的基本情况，认为汪东兴在毛泽东逝世后同“四人帮”是有抵制和斗争的。为进一步确定汪东兴的态度，叶剑英到中南海与汪东兴直接接触。在此之前，汪东兴对此问题已有所考虑。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应当解决张春桥，汪东兴则认为只解决张春桥一人不够。在毛泽东逝世后，还有人向汪东兴提出类似建议。因而，当叶剑英同汪东兴谈话时，他就直率地表示：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15]叶剑英考虑过三个方案：一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是“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是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这些方案经过了反复的考虑，并且秘密征求过王震等人的意见。[16]叶剑英还对处理的范围进行了反复考虑。“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17]
在叶剑英同其他老革命家之间，王震起了联络的作用。王震按叶剑英的意思，就叶剑英的考虑向陈云请教。陈云认为，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并请叶剑英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18]据范硕说，叶剑英非常尊重陈云的意见，他对于政治行动的赞成和行动的合法性的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是有影响的，可以认为陈云是间接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
就在此时，对叶剑英不放心的王洪文也住到西山，与叶剑英为邻。叶剑英感觉到了“四人帮”集团的严重威胁，常咏苏东坡的《放鹤亭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在“四人帮”的步步进逼之下，华国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终下定决心。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同李先念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为好。[19]
9月24日，李先念以游香山为名，前往西山同叶剑英会面。李先念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且说，现在的形势是你死我活。
由于王洪文住在西山，叶剑英住处在王洪文的监视之下，叶剑英决定搬到玉泉山，以便于指挥行动。
9月25日，叶剑英同华国锋会见，就处理“四人帮”问题作了直接的讨论。据耿飚回忆：
关于华国锋与叶帅联系之事，现在流行着种种说法，有些说法与事实有出入。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20]
鉴于“四人帮”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政治活动，叶剑英、华国锋决定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以快打慢”，迅速和彻底地解决问题。
决策制定后，进入紧张的准备和实施阶段。就在此时，“四人帮”集团的行动也在加速进行。
9月21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丁盛同上海市委的谈话和上海向民兵发枪的问题。张春桥表示支持，并对上海方面作了布置。
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政治上的活动增加了。9月27日，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参加会见的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是1976年中央1号文件后叶剑英的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它表明叶剑英对于军事事务的不可动摇的领导权，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
也就在9月27日这一天，张春桥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
(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从张春桥的三点来看，政治针对性是很强的。当晚，张春桥与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在钓鱼台9号楼的住处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次日肖木回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中心的意思是要求上海准备紧急应变，要打仗。
9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表面化和白热化了。范硕记述道：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想通过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她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逝世后，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21]
会上还讨论了毛远新的工作问题，华国锋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张春桥等坚持毛远新留下不动。陷入僵局的会议已进行到深夜，与会人员疲惫不堪。叶剑英等起身退席后，江青又提出要留毛远新下来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这实际上就是直接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
华国锋无路可退，于是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表示：“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还强调，由于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也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宣布散会。[22]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的又一次激烈的冲突，双方的阵营清楚，底牌尽出。
这次会议能够作出的决定是国庆节活动的安排。在此期间，“四人帮”曾提议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央领导分头到工厂与工人共同学习和座谈。叶剑英被安排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叶剑英对此非常警惕，认为这是个阴谋，于是马上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更改计划。后来北京市又要求叶剑英到工厂同工人见面，并说是张春桥的意见，叶剑英同样拒绝了。
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庆活动的决定是，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按照这个决定，9月30日晚19时，活动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出席了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极为简短：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23]
人们注意到，华国锋的讲话不仅简短，而且比较低调，当时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极左的政治口号都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
重要的政治迹象还有次日的报道。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报道中，华国锋和他代表党中央的讲话被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华国锋讲话没有照片，报纸刊登的是政治局全体与会成员的照片，其中江青位置被摆在中央。报道中还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许多迹象表明，“四人帮”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加紧进行：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要开除邓小平党籍，表示“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要新华社记者给他照标准像。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讲修正主义的危险，“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紧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
10月4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布置给江青写效忠信；《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张春桥写了如下政治提纲：
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
革命与专政。怎么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在此紧要关头，彻底解决“四人帮”的斗争准备也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与华国锋进入问题讨论的核心，这就是最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
华国锋曾经考虑过以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解决。但9月29日的会议表明，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的方式不可能成功。而中央全会的方式也被否定。
叶剑英认为，“四人帮”集团是长期在中央政治局公开结合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在中央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能量很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已经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一方面不能采取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公开动武的方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有合法的政治地位，而江青还有特殊的政治身份，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叶剑英认为：“兵法讲究，‘上兵伐谋’，只能智取。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注意斗争的合法性。无论如何，要避免动乱，一定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叶剑英参考林彪事件后处置黄永胜等人的办法，主张以召开会议的形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以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坐镇指挥，对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进行处置，江青等则另行处置。他们还决定，具体事宜由汪东兴负责。[24]叶剑英还就行动计划同汪东兴进行了商谈。汪东兴表示，坚决拥护华、叶两位副主席，叶剑英和汪东兴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在组织上处理“四人帮”的同时，还需要立即掌握国家的宣传机构，这是稳定局势的又一个关键。叶剑英选择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飚担负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任。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召见耿飚。耿飚回忆说：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25]
华国锋要求耿飚在家等电话命令，并且叮嘱，一定要确认华国锋本人的声音，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相信。
被选择负责接管人民日报社的是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
10月5日，叶剑英再次请华国锋、汪东兴到玉泉山，三人对行动方案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考虑。叶剑英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汪东兴提出要绝对保密，行动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经过紧张商议，决定次日行动。
1976年10月6日。中国的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具体负责行动的汪东兴确认了“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的位置和活动，并对亲自挑选的行动小组成员进行了动员。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保证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实施。
下午1点，按照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
晚上8点是通知会议开始的时间。华国锋和叶剑英提前到了怀仁堂。汪东兴指挥的行动小组也作好了准备。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来到后，华国锋即向他们宣布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江青及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也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由于准备充分，行动十分顺利，未发一枪一弹，解决了罪恶昭彰的“四人帮”反党集团。
各行动小组完成隔离“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任务后，华国锋即令耿飚等赶到怀仁堂，亲自向他们下达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宣传机构的命令。耿飚回忆说：
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www.xing528.com)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10月6日
我接过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他答道：“是警备一师。”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叛逃摔死后，中央当时暂未对外公布——作者)，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儿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还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26]在耿飚等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迟浩田也顺利接管了人民日报社。这样，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的核心已被党的正确力量重新掌握。
在大局基本底定后，汪东兴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赴玉泉山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当晚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
晚上10时，叶剑英与华国锋进入会议室。华国锋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华国锋就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历程作了长篇讲话。叶剑英向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都强调，对“四人帮”集团的处置是党同“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毛泽东的生前遗愿。
汪东兴向会议提供了“四人帮”集团准备政变、篡党夺权的罪证材料。
政治局会议完全赞同对“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的处置。会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在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议进行了一整夜，一直延续到次日清晨5时。
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和赛福鼎等，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报，征求意见，取得了他们的完全同意。
从10月7日到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行动。
上海是“四人帮”集团多年经营的地盘，上海市委班子主要是“四人帮”集团的帮派成员，不仅如此，上海还有由“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相当规模的民兵武装。上海局势的发展，对全国局面的稳定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叶剑英和华国锋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0月7日，按华国锋与叶剑英的决策，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政委周纯麟到中央开会，实施调虎离山之计。同时，命令驻守无锡、苏州一线的第六十军和东海舰队从水陆两面扼制上海，严防暴乱。
马天水得到通知后，打电话与张春桥联系，又与王洪文和姚文元联系，均找不到。他觉得情况有异，即向徐景贤、王秀珍通报。多方联系，才打通了人民日报社鲁瑛的电话。鲁瑛言语支吾，更使马天水感到反常。他决定到北京搞清情况后立即电话通知上海。
10月8日，徐景贤等探知“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当晚，徐景贤、王秀珍和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在市委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朱永嘉提议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他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像巴黎公社那样。我们要发《告全市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
徐景贤写下命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2.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他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丁香花园为一号指挥点，有徐景贤、王少庸、朱永嘉等，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东湖路招待所为二号指挥点，有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廖祖康等，直接指挥武装叛乱。
当日深夜，王秀珍又带着徐景贤的手令，与冯国柱、廖祖康、李彬山、陈阿大等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王秀珍宣布了两套指挥班子名单，批准了李彬山等策划的武装叛乱方案。市民兵指挥部还召集了作战组、特种兵组、后勤组负责人会议，决定架设电台，拟订了通讯呼频和联络暗语，确定江南造船厂为基本指挥所，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所。
10月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开10个区和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会议，以“战备”为名，紧急部署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市民兵指挥部宣布，调集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上海的反革命叛乱一触即发。
在北京，马天水与周纯麟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9日晚上，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配合了中央，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九位首长”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将徐景贤等稳住。马天水还转达了中央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这个釜底抽薪的举措，使上海的帮派分子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这对于牵制上海的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军委同时通知上海警备区，一切行动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0月10日，徐景贤和王秀珍到达北京，马天水、周纯麟遵照中央指示传达了中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10月11日，政治局成员接见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力量面前，上海市的“四人帮”帮派成员不得不表示服从，并表示回去做工作。
10月12日晚上，已经获知“四人帮”被粉碎消息的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他们疯狂地叫嚷要大干、坚决干。陈阿大提出，要用一条旧万吨轮在吴淞口沉船封航，拉钢锭堵塞机场跑道，要停水、停电、停产，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朱永嘉写下“民气可用，决一死战”八个字。他们指定叶昌明拟定反革命标语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最后决定积极作好干的准备，等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回来统一行动。
在江南造船厂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制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捍一”“方二”方案。
“捍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和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规定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27]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的疯狂反扑，只不过是螳臂当车。10月13日，马天水等回到上海，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会上，有人哭叫，有人谩骂，有人乱闹，但是，“四人帮”的大势已去，余党们纷纷作鸟兽散。上海的武装叛乱阴谋被迅速瓦解。
为进一步稳定上海局势，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10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决定迅速传达到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阻止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企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扫除了坚持和利用“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力量，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结束“左”的错误的长期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上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束。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得以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认清这个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
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恶性发展的结果，这个失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1957年以后，毛泽东轻率而错误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使之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系统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28]
其三是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化，是共产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必须把党建设成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在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的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理论上必须明确划清革命权威和个人崇拜的界限，必须反对为某种个人需要而利用个人崇拜的行为。
其四，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教训是沉痛的。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9]
他在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还说：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30]
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真正具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社会主义民主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其五是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二者的互构，反映了这种理论上的贫乏。由此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误解、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和对于民主问题、群众运动问题、斗争哲学问题、平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方面的混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全会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且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提出了党在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轻易不使用“路线斗争”的口号。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表明同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了根本的决裂。
关于党的组织路线。全会鉴于多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严肃党纪，确定少宣传个人，这就结束了党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历史。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切实的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从此，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开始了。
【注释】
[1]江青1976年2月1日对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的讲话。
[2]《牛成山、聂士荣阴谋颠覆政府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见《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91页。
[3]关于“四人帮”集团争夺军权的问题，见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4]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154页。范硕还指出了“四人帮”集团在其他方面争夺军权的事例，详见该书。
[5]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6]《王秀珍反革命案上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书》，见《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7]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8]《徐景贤反革命案上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书》，见《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亦见前引《王秀珍反革命案上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书》。
[9]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10]耿飚：《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88页。
[11]梁效：《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见《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
[12]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13]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14]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227页。
[15]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16]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17]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18]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19]《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8页。
[20]耿飚：《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21]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22]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23]见《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日。
[24]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25]耿飚：《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26]耿飚：《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95页。
[27]曹章、徐绍昌、邵观光、张维新：《民心不可欺——“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始末》，见《工人日报》1980年12月13日。
[2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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