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夺权活动与党内四人帮

◎档案事件

◎毛泽东遗体保存事件

◎热线电话事件

◎“临终嘱咐”事件

◎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毛泽东逝世后争夺政治继承权的斗争中，“四人帮”集团除了加强政治舆论的宣传外，还连续制造一系列重大事件，企图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

其一是档案事件。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保存了一批党内的绝密档案。这批档案可以作为毛泽东之后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一方面，作为中国政治的长期的绝对权威，毛泽东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成为在毛泽东之后的有效政治法宝。掌握了毛泽东的文字档案，就如同得到了毛泽东的政治委托，可以随时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政治意见，或者以此打击政敌。这在权力继承和政治合法性上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中，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同他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一旦存在诸如叛变、自首乃至动摇一类的历史证据，其政治生命也就终结了。这个政治特点，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的发展和延续，另一方面来自苏联的政治斗争。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中，无数冤案都与所谓“叛变”“内奸”的材料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被彻底打倒，政治上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历史上曾经被捕，因此而制造出所谓“自首叛变”的“罪证”。这也是社会民众最容易接受的理由，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邓小平的屡次被打倒而不“打死”，部分的原因就是他的政治历史特别清楚，如毛泽东所说：“历史上没有叛变。”在“四人帮”集团中，江青、张春桥都有历史上的污点，这是他们担惊受怕的东西。为了消灭证据，“四人帮”集团也使尽了各种手段，但是知情人总是有的。1974年12月，与“四人帮”集团关系很深的康生，为迎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曾经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因此，历史问题始终是江青等人的一块心病。

于是，在毛泽东病危时，对他的文字和档案的争夺就开始了。1976年9月6日，江青就到毛泽东卧室，试图打开毛泽东的档案保险柜，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已先行将保险柜封存。9月9日晚，江青又闯进毛泽东卧室，以“借看”为名，拿走两份文件。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在华国锋的支持下，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要求江青将文件退回，由此就将毛泽东的文字和档案控制起来。

“四人帮”集团并不甘心。9月19日，江青要求华国锋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会上，江青提出由她整理毛泽东文件和手稿的问题。江青的无理要求被华国锋拒绝。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9月21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借走”的两份文件仍未退还，于是再向江青追讨，江青无法，只得退回。

其二是毛泽东遗体保存事件。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即决定永久保存毛泽东的遗体，以供世世代代瞻仰。9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突然发难，提出毛泽东的遗体未及时作防腐处理，不能再作永久保存，意在追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责任。在个人崇拜盛极一时的“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对毛泽东有所损害的过错或过失，都是弥天大罪。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华国锋等人就可能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华国锋亲自负责，组织中外专家全力攻关，采用最先进的防腐技术，成功地保护了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集团的政治企图又一次失败。

其三是热线电话事件。

毛泽东的逝世，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国家立即进入非常状态。为控制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王洪文指示秘书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接与他联系。

王洪文的这个行动，是“四人帮”集团控制中央最高政治权力的重要步骤。华国锋及时得知此情况，命汪东兴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恢复与中央办公厅的直接联系。

其四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事件。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位始终掌握政治权力的最高领袖的身后安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四人帮”企图利用毛泽东的言论，作为他们篡权的合法依据。为此，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并且大肆宣扬，使之成为攻击诬陷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和篡党夺权的宣传武器。(www.xing528.com)

9月16日，“四人帮”集团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的重要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先提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这篇社论是经过姚文元审定的，而姚文元不仅听过华国锋在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的三句话，而且看过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四人帮”集团制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目的是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洪文在1980年7月9日交代：“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9月17日以后，姚文元多次打电话给新华社，强调宣传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在“四人帮”集团的控制下，宣传舆论机构不断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9月17日，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将“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泽东的“临终教导”“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

从9月17日到9月3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影响全国舆论的报刊，以大量的篇幅突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四人帮”制造并且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目的在于借用毛泽东的旗帜，抓住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控制权，标榜自己是得了毛泽东真传的继承人，制造自己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假象，以此来打击党的其他领导人，并且作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四人帮”在“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上大做文章，将它解释为“就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解释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争哲学”，“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等等，以便为“四人帮”制造和发挥的极左理论制造新的合法依据，为他们上台制造舆论。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四人帮”集团制造并且“掌握”的所谓“临终嘱咐”确实可能造成混乱，华国锋不得不进行有力的反击。10月2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联合国大会发言稿送交华国锋审阅，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并且作了批注：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三个字的差别，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时期很有意思的政治现象。华国锋也好，“四人帮”集团也好，对于这几个字的差别都极其重视，因为这是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砝码。相比之下，华国锋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证据确凿，“四人帮”集团则根本拿不出有力的根据。

华国锋对“临终嘱咐”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据耿飚回忆：在家里等着。”^[10]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已经先到。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的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

在华国锋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后，姚文元在10月3日找《人民日报》总编鲁瑛商议，一方面布置在报上逐步减少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反扑。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四人帮”集团的写作班子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继续论述“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并且提出有人篡改毛泽东政治遗嘱的严重问题。文章说：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11]

梁效的文章可以被看成是“四人帮”集团利用自己制造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发出的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危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