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岁月：1976年中国政治格局回顾

◎身份特殊的“旗手”江青

◎“理论家”包装的政客张春桥

◎“金棍子”姚文元

◎“造反司令”王洪文

◎“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帮派势力

◎“阴谋文艺”成为篡党夺权工具

◎老一代革命家和老干部

◎政治秩序的重建和老干部的重新掌握权力

◎时局的重心：叶剑英

◎军队控制权的争夺

◎“四人帮”难以控制军队

◎整顿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团结统一

◎“放火烧荒”难以奏效

◎“四人帮”集团建立第二武装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党和人民的力量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四人帮”集团在中共中央内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为核心，在各部门和各地方都有其追随者。这个政治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并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核心形成了集团的共同政治利益。“四人帮”集团的主要人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他们自命为“新生力量”，与老干部对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各地活跃的造反派领袖。

“四人帮”又称“上海帮”，是因为其主要成员都与上海有密切的关系。“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20世纪30年代进入上海的进步电影界，多少也算是个成名的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江青从上海到了延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具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某种特征的女性，性格鲜明，有极强的虚荣心，有极大的权力欲。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先是在中宣部任职，参与批判电影《武训传》。60年代主持所谓“文艺革命”。她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战线上的“哨兵”，组织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其特殊身份和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上迅速崛起，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为“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九大、十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人帮”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张春桥，是一个多少有点理论、又有很强政治手腕的政客。张春桥早年进入上海的左翼文化阵营，可以算是理论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曾经化名狄克，著文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冷嘲热讽，受到鲁迅的痛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后来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为毛泽东所注意。1965年参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11月，以支持“自发”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对中共上海市委的造反，解决了轰动全国的上海“安亭事件”，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称：“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张春桥也就以上海为基地，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967年发动了上海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在毛泽东提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后，“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九大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十大时担任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原是上海的评论家，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些文艺评论和随笔、散文。他评论文章的特点不在于缜密严谨的理论分析，而在于其咄咄逼人的气势，这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年代是有利的本钱。这个“笔杆子”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中就已经成名，并且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名噪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极左思潮的重要理论家，经常扮演理论权威的角色。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分管理论宣传的委员。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王洪文被选中。1972年9月，王洪文调入北京，十大时突然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在一段时间内主持中央工作，俨然成为新的政治接班人，后来因为“长沙告状”，渐被毛泽东冷落。

人们可以注意到，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集团，最初称为“上海帮”，这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政治集团，联系这个核心集团的纽带，是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中结成的政治关系。由于江青具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自然也就成为这个政治集团的旗帜和领袖。然而，江青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能力都非常低下，在集团中虽有领袖地位，却无多大的政治权威。职位最高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能够在政治上崛起，就因为在局势不明朗的政治动乱时有一种非常的“胆量”，在政治上便捞到了一些本钱，一是毛泽东钦定的党内职位，二是王洪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领袖，既有自己在上海的帮派势力，也是各地造反派帮派分子的政治象征。江青集团中的“笔杆子”“金棍子”姚文元，有点“文字功夫”，文章有蛊惑力，能造声势，但是理论水平毕竟有限，同时多少也有些“文人”的弱点：处理政治问题能力偏弱，经常患得患失。这样，“四人帮”中最具有集团的政治权威的，是兼有“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的张春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实际的政治核心。

“四人帮”集团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分子。这些造反派分子，一部分对已经得到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仍不满足，企图追随“四人帮”，以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政治利益；另一部分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搞帮派活动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随着政治秩序的重建，在运动中崛起的一些地方造反派头目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

造反派势力受到的另一次重大的打击，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时期。在全面整顿时期，“资产阶级派性”成为整顿的一个主要目标，邓小平3月5日讲话和中央《关于改进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全国掀起对“资产阶级派性”的猛烈进攻。中央日益强硬的反派性立场使许多帮派分子感到危机甚至绝望，由此，他们就更加需要追随“四人帮”集团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满足其政治期待。这些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分布甚广。同老干部中也有少数“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样，“文化大革命”中起家并在一些权力机关中任职的造反派，也有少数人并没有积极参与“四人帮”一系列的活动，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四人帮”集团和它依赖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伴生物。这是一个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利益集团，他们有着特殊的政治权力、政治势力和政治利益。这些权力、势力和利益，都与“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这个政治集团来说，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成为他们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四人帮”集团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除了在理论上不断进行各种批判运动、制造所谓“规律”公式外，还利用文艺进行政治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文艺的指导者和执掌人是江青。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试验，其成果是被誉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样板作品。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宝库里的明珠，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珍品”。这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它们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八个样板戏”。

江青等还制造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三突出”的补充性说法是“三陪衬”，即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之间，要用反面人物陪衬正面人物；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之间，要用正面人物陪衬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之间，要用英雄人物陪衬主要英雄人物。还有一种说法为“三铺垫”，所有人物都要为主要英雄人物作铺垫。

“文化大革命”的文艺观，是概念化、脸谱化、政治化的文艺观，它不是人文的，甚至也不是艺术的，与“文化大革命”在理想上所追求的平等、群众民主的观念亦不相同。可以说，它是比较浅俗的传统戏曲观念在新时期的翻版，它是传统社会中下层民众浅陋的美丑善恶观、斗争意识和派别意识、“革命”的理想主义与英雄崇拜意识的混合体。

这样，无条件服务于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不存在任何的独立性。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它可以充当直接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由“样板戏”到“阴谋文艺”，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艺”的必然的发展。

所谓阴谋文艺，就是利用文艺的形式搞政治阴谋，主要手法除了“根本任务”“创作原则”等表面文章外，最重要的是影射比附。通过影射，表现他们自称的“同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表现他们所要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现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斗争。阴谋文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推向了极致，文化变成了拙劣的政治宣传品。

在1976年年初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提出大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打倒老干部的目的服务。江青不满足于样板戏，认为“那些样板团演出的戏都老掉牙了，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斗争的内容”，因此应当赶紧编排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1]。

他们主张要“写大走资派，老走资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的走资派“出身好，有功劳，表面上不贪污腐化，但政治上反动”。要写出这样的走资派“怎样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怎样从思想上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四人帮”认为，塑造出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典型，“就能使广大人民看到革命的主要对象”。

“阴谋文艺”一方面指明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要指明领导打击这些走资派的英雄人物，即“同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换句话说，就是极左集团的成员自己。“四人帮”组织的“阴谋文艺”中，主要的英雄人物经常是自己的化身。电影《反击》中，江青化身为主要英雄人物赵昕，这是一个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老革命”。在《盛大的节日》中，张春桥化身为光彩照人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峰，王洪文则化身为洞察一切的工人领袖铁根。

1976年，“四人帮”制作了《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等电影，制作了一批小说和剧本，掀起了阴谋文艺的高潮。

“四人帮”集团的权力斗争对象，是老一代的革命家和支持他们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国家、人民利益的，是中国共产党内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是真正的中流砥柱。(www.xing528.com)

“四人帮”集团的政治策略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以主要的力量打击被视为“老干部”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同时煽动各部门和各地方的造反派帮派势力攻击“老干部”，从整体上改变权力机构的成分，最终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江青集团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口号，并且提出一套荒诞的“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1970年以后，各级党的组织逐渐恢复，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老干部恢复工作的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分子却不断暴露出其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弱点，一些人由于坚持派性立场而受到抑制。黑龙江的派系分子牛成山在1974年说：“老干部解放了百分之九十八，新干部刷下去也占百分之九十八。”^[2]所谓“新干部”，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跃升的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在70年代重建党的组织以后，老干部的逐渐重掌政治权力和造反派的逐渐失势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更重要的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原则和利益。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就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较量，这次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斗争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后，除毛泽东外，中央高层中有显赫资历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首先是叶剑英。

叶剑英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军事家。叶剑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粤军。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共关系破裂后，叶剑英在南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了特殊的作用。1927年12月11日，叶剑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因此，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1931年年初，叶剑英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作战。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剑英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了国防会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1941年2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年11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48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剑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1954年后，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自1958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主要人物。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他多次参与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特别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妄图另立中央的阴谋中立下大功，被毛泽东多次称道。毛泽东称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确实反映出了他的性格特点。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进程中，并不经常直接指挥兵团作战，而是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军事战役战略的策划和研究、军事教育和训练、军事谈判等重要方面，在这些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叶剑英无论对于军事还是对于政治，都有浓厚的兴趣，是典型的军事家兼政治家。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叶剑英同党内重要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叶剑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因此受到冲击和批判。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党的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叶剑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者，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为了削弱叶剑英在军队中的影响，1976年2月2日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剥夺叶剑英军权的开始。然而，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许多军队将领的支持。在1号文件发布后，军队将领仍然与叶剑英保持密切的关系。陈锡联虽然得到了新的地位，但他的资历和威信还不够。叶剑英虽然被“挂职”，但并未被架空，事实上还保持着对军队的巨大影响。

为消除叶剑英在军队中的影响，“四人帮”集团在“批邓”中加强了对叶剑英的批判。2月6日，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1975年7月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3号文件，批转了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虽未被公开点名，却是事实上的批判对象。为避开批判风头，1976年春天，叶剑英移住西山。

然而，叶剑英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同其他革命家一样，日夜考虑政治上的解决措施。

军队在国家政治机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来，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政治力量在政治上的角逐，都不能缺少军队的支持。

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军队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一直保持绝对的领导，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领导，从党的领导制度来说是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对军队的领导。

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对军队的领导，也存在着一些交叉的因素。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军队会不会跟别人走的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对军队领导的交叉关系的某种担忧。也正因为如此，军队是非常特殊的社会组织，它非常重视资历和历史渊源的关系。由于一批老帅和老将军的存在，不仅文职人员无法插手，即使是军队将领，如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地位，也无法有效地实施影响和控制。因此，虽然“四人帮”集团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张春桥还先后兼任了南京军区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也拉拢了个别将领的支持，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和中国的政治传统，“四人帮”对于军队的领导和控制力还是非常薄弱的。

1975年，邓小平、叶剑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四人帮”集团对此并不甘心。在“四人帮”集团中，张春桥利用其总政治部主任和南京军区政委的职务插手军队事务；“四人帮”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千方百计利用党内的职务影响军队。于是，在1975年六七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搏斗。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和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邓小平、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建军思想所作的重要讲话，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罪行的有力批判，对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整军备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于军队的整顿，“四人帮”集团持否定态度。他们不同意军队整顿的基本思想，更不让军队建设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主持下进行。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他们准备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当军委于1975年1月18日召开座谈会，征求关于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的意见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进行刁难。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张春桥指责说，关于干部的安置和处理，所拟定的办法是“资产阶级法权”。

由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对“四人帮”集团的坚决斗争和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四人帮”集团的气焰有所收敛。1975年7月11日，军委领导同志讨论会议总结讲话稿时，张春桥不得不表示，总结讲话说得好，讲得很全面。对邓小平的讲话，张春桥也说，讲得好，要放开讲。7月17日下午，军委领导同志讨论将会议讲话和文件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批时，王洪文、张春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7月18日晚，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集团对于军队整顿的方针是根本不赞成的，会议刚刚开过不久，王洪文、张春桥就恶毒攻击邓小平、叶剑英，大肆诬蔑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王洪文私自上调有关会议的文件、记录和一些大单位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材料，阴谋“秋后算账”。“四人帮”还秘密收集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指示、讲话，翻阅大批文件档案，准备攻击军委扩大会议的“炮弹”。^[3]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集团加紧了对军权的争夺。他们对军委扩大会议后调整的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特别不满，诬蔑它们是“复辟班子”“翻案风的产物”。王洪文气势汹汹地提出要重新“解决”。

“四人帮”集团还直接在军队基层进行煽动。1975年冬，张春桥派其弟张秋桥到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煽动批判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令该连直接向他反映情况。张秋桥于11月15日至23日，打着“总结经验”的幌子，窜到该连。他一到连队就说：“我这次来，是张主任叫我来的。”接着他就别有用心地问连队干部：“你们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有什么感受？”当干部汇报到“对照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支部领导班子有些软”时，张秋桥说，要议一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并暗示干部要批判“整顿”，“领导班子软、散、懒”，“雷锋叔叔不在了”等。他还说：“清华大学有几个党委书记搞右倾翻案风，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有敏感性，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在这同一时期，“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煽动驻沪部队去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串联。

后来在军委常委召集的一次军队领导同志会议上，张春桥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极力宣传张秋桥搞的这个连队批判军委扩大会议的所谓“经验”，并强令在全军推广。

“四人帮”集团还撰写大量批判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的文章，干扰和破坏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企图削弱邓、叶对于军队的巨大影响。

进入1976年，争夺军权的斗争达到了更紧张的白热化程度。周恩来逝世以后，“四人帮”集团的政治势力不断膨胀，并且企图进一步向军队扩张。他们制造“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政治公式，提出揪“党内资产阶级”的主张，同时提出了“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口号，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帮”集团争夺军权的主要方法，是煽动军队内部的群众运动，打乱军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以便于极左意识形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范硕列举了“四人帮”集团搞乱军队的一些事例：

“四人帮”唯恐军队不乱，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制造混乱，越乱越好。张春桥继续叫喊：“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这句话最集中地刻画了他们一伙乱军乱党的狠毒心肠。他们拼命鼓吹“乱军有理”“乱军有功”的“乱了观”，叫嚷“乱得你睡不着觉”；他们篡改民主集中制，说部队“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压制民主”；他们破坏革命纪律，扬言对“错误领导要抵制”，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官兵对立。他们阻挠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在全军颁发试行和进行宣传教育。为了搞乱军队，他们采取“上下夹攻”“里应外合”的反革命策略：一是拿统帅机关开刀，鼓吹“上层下层，上层最危险”，歇斯底里地叫嚣要“揭”，要“砸”，要“炸”；二是点火于基层，煽动基层“给军区送大字报”，“造军委的反”。唆使一些人到处砸“土围子”，拔“据点”，扫除“顽固势力”；三是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实行内外勾结，借助军外所谓“反潮流”的“英雄”，传播“捣乱诀窍”，大刮乱军歪风。在“四人帮”授意下，上海的党羽马天水等一伙同在南京部队的那个代理人，指使他们的亲信，在某连强行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炮制了一个上报下发的“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他们还搞什么“倒蹲点”“上调查”“下报告”，调查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是如何吸战士血的？”还要连队干部、战士到领导机关“调查”上海警备区领导的“问题”，拉拢下面的“积极分子”到连队“报告”军区领导的所谓“问题”，煽动下面“造反”。王洪文还亲自出马，于1976年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在云南和昆明部队小组讲话，极力反对“反派性”，说叶帅反派性是“赤裸裸的反攻倒算”。江青更是不甘寂寞，到处表演。8月30日下午窜到济南军区某连。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施展种种卑鄙伎俩，丑态毕露，装出“关心”基层干部战士的样子，恶毒挑拨官兵关系，破坏我军团结。

“四人帮”在组织人马背后整军委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批领导人黑材料的同时，拉拢一些领导人，如总政的徐海涛、张秋桥、陈亚丁，南京的丁盛以及空军和民航的个别负责人，等等，站到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要他们俯首受命，为“四人帮”效劳。这些亲信和心腹有目的地窜到一些机关、部门和部队去煽风点火，大烧其“荒”，制造混乱，招兵买马，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枪杆子”。有些人真是“死不改悔”，如丁盛，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可是他硬是不听，一犯再犯。^[4]

除了争夺军队的控制权，“四人帮”集团还插手民兵事务，企图将民兵武装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加强政治实力，“四人帮”集团很早就开始在造反派的基础上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他们接过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提出改造和重建民兵的主张。江青在1968年8月就提出造反派要搞武装。张春桥则提出，要建立全国的统一民兵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第一，先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或者小队、中队、大队)组织好，进行必要的训练，也可以先在此基础上实行武卫。第二，首先把要害机关、工厂的武卫组织整顿好。第三，进行发枪的试点。第四，武装5万、10万、15万人。”^[5]张春桥还说：“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主的人民武装。”

王洪文对自己在上海的党羽明确提出：“军队不可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根据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意思，上海市的王秀珍直接委派人员充任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将上海的民兵武装控制在“四人帮”集团的手中。^[6]1974年，“四人帮”集团在杭州等地成立了民兵指挥部，1975年秋，王洪文在上海进行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的合并试点，并且提出：“先把30到40个厂装备起来。上海一百六七十万产业工人，搞40万民兵，就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还是想办法多搞一些。”^[7]

到1976年，国内社会政治不断动荡，为准备应付变局，“四人帮”集团进一步加强了所控制的民兵武装的实力。1976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商议，认为“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提出“手里要有点力量”，决定向上海市的民兵组织发枪。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上海市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丁盛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6453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早有准备”。^[8]当月，上海向民兵总指挥部发放5.27万条半自动步枪、2.5万支六二式自动步枪、500挺机枪、300门迫击炮、300挺高射机枪、100支四〇火箭筒和2000万发子弹。王洪文还提出，要给民兵装备坦克、装甲车。据后来的统计，“四人帮”集团擅自动用地方的财力物力，私造各种步枪5.6万余支；通过各种手段从上海的兵工厂获得的武器有：各种高炮282门，高射机枪230挺，步枪16万支，炮弹23万发，手榴弹60万枚，枪弹6000万发等。^[9]尽管如此，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主要的仍然掌握在党的正确力量手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