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1976年的中国历史

◎一致性的理想社会模式和矛盾冲突的社会进步动力

◎平等理想与理性化专业化的冲突

◎多专多能消灭差别和公共价值的绝对优先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读

◎姚文元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

◎“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哈尔套经验”和广西的“总体战”

◎“群众迷信”的出现

◎“大民主”无法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从“大民主”到国家机器的空前强化

◎“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总结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精力所聚，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产生了严重失误。这种失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建立理想社会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礼记》中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在于他把大同社会的空想性，变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毛泽东曾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突出出来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也在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开始浮出水面。

矛盾的对立统一说是毛泽东考虑社会政治的自觉的哲学基础，对他来说，矛盾是绝对的，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充满着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矛盾的存在、运动、发展、变化，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功能齐备的社会综合体，又是以社会的一致性为基础的。陈伯达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4]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这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取消分工并消灭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它的社会基层组织就是“人民公社”。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不断地调整，减少了其理想主义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并且实际上成为一级行政组织，逐渐行政体制化了。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依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高度的计划体制和国家权力的高度结合，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管理阶层的出现和制度化的发展，是理性化的结果，这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样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直保留着批评的态度，这实际上相当部分也出于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理性化、社会专业化、科层化、城市化甚至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疑虑。

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技术革命”“专家治国”的管理方式的不满意，还出于他关于人民民主的考虑。在他看来，工农基本群众在苏联这种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社会中毫无地位，不能“当家做主”，也就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的问题，特别重视防止国家政权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他感到官僚主义势力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动手解决了。

换而言之，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基本原则，而苏联式的“专业化”的道路和所导致的“专家治国”“干部决定一切”的科层制的倾向，则被认为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分歧，也是他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重要分歧所在。

毛泽东感到，中国的行政体制等级森严，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脱离群众。这样的社会与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距离越来越大。毛泽东不能容忍党的干部变成行政官僚，他对等级秩序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留恋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留恋群众运动的亢奋。他认为，已经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趋势终将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

在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时，毛泽东所作《五七指示》，集中地反映了他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这个平等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取消城市、脑力劳动和现代工业的存在，来人为地取消“三大差别”，取消劳动分工，取消商品交换、货币、工资等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农业军事化组织。

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但是他的平等观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境界，表现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分化的不安。他的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参照物是农村社会，因而就要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凸显出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

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础，不是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身。为了使社会平等成为可能，就应当使人不再有分工和差别，人人都必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应当使军人、农民、学生和其他人员，都能做到亦工、亦农、亦学、亦军，亦能从事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由理想的多专多能的新人，来实现他设想的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蓝图。

因此，消灭分工是达到平等外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理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极大地提高思想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平等理想思想的更为根本的内在的条件。为此，整个社会就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根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的或权力斗争方面的因素，但是它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则是它的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通过这场革命，要彻底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五七指示》之所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正在于它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想。

中国的理想政治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这样的传统为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大二公”，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公”与“私”的对立，严格地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内容。它倒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对基本范畴，中国先秦就已经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成为历代理想社会的典范。中国传统社会以“大一统”为特征，以“天下国家”为价值判断的根据，所谓“公”与“私”这对范畴，体现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别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表现天下、国家、社会组织对于个人或整体、对于部分的价值优先性，它既有政治规范的意义，更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

然而，任何社会都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权力，总是为统治者所掌握的，无论统治者是少数还是多数。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掌握权力的难以避免误用或者滥用权力。为了避免公共权力可能造成的伤害，一方面对权力要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还要确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自范围，既不使个人的理想和利益损害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也避免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伤害个人。然而，对于个人基本权利范围的确定，是中国思想传统一向最缺乏的内容。而政治与社会的高度整体性和道德化，倾向于对于个人的绝对挤压。“文化大革命”对于“公”和“私”的界定，以及“大公无私”“破私立公”的口号，将“公”的价值推到了极至，社会平等的理想，就为“大公无私”的符号所涵盖。可是，“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的动乱和法制的破坏，公共权力的无限制的扩大，又使一部分人得以利用所获得的政治地位占有更多的社会劳动，这就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一直表示担忧。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对周恩来谈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5]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够充分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的同时，靠以往的中国革命中的具体经验来理解和应用这些论述。问题是，晚年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将经典作家论述的个别结论、设想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公式和教条。而且，一些被教条地引用的论述，实际上往往是被误读了的。这种误读的基础既有既往经验的因素作用，也有其内在的思维结构的因素作用。中共党史专家郑谦曾经提出，“文化大革命”中“被教条主义地引用的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实际上往往是被经验地加以理解、取舍甚至误解，因而得出了最符合经验和传统的心理结论”。^[6]

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时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7]

马克思说：“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8]

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和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的共同点即等量劳动来考虑的，故称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的权利。“资产阶级权利”原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所使用的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后来改译的原因是为了澄清这个概念并无“法”的规定性。然而，晚年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法的规定性，而在于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马克思承认这种平等原则是存在弊病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前文已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一个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取消分工并消灭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工，也就消除了差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按需分配。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就必须使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极大地提高思想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平等理想思想的更为根本的内在条件。

基于这个立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它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不愿接受的。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就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说大家都意气风发，争做贡献，并且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他认为，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看来，毛泽东实际上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有一个误读。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权利，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其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对于等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原则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及其原则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对于其消极的方面予以夸大，甚至认为只有对其加以限制以至最终予以取消，才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误读，与他既定的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强调意识的重要性，强调政治思想、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的决定作用，对于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和积极作用，他是轻视和否定的。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大体平等，略有差别”，这是带有空想色彩的农民平均主义的理想。较之于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他更重视社会平等的价值和它对于社会的进步意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自己的观念和思想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得到印证。他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张，就是要将自己晚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理论上得到更高的提升，使之系统化、完善化，这样来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并使之具有更为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这个机会，极力发挥极左的理论意识形态观点，同时在“反经验主义”的口号下，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其篡党夺权制造新的政治舆论。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分指示。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谈话。通知说：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这些语录是围绕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摘编的。2月22日，《人民日报》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些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配发这些语录时还加了“编者按”，更加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解决如何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分别发表了两篇理论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想的代表作，它进一步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和“四人帮”对它的发挥。

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的批准发表。文章以分析“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论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的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姚文元对这一论点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是这样，“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泛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成资本和把劳动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姚文元认为，为了逐步减少和直到最后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此，还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0]。姚文元的文章的理论前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和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歪曲，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混淆在分配和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因素同社会的“非法所得”的界限，因而，其基本前提和推理过程都是错误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这是有缘故的。早在1958年，张春桥从柯庆施处得知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迅速在上海的《解放》半月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为之写了“编者按”，转载于《人民日报》。张春桥的理论地位就此确立。

张春桥在学习理论运动中的重头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以大量的篇幅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论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写道：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如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为了论证“全面专政”的必要性，张春桥提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因此，“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张春桥在描绘了这样一番严重的状况和危险的前景后，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1]

“全面专政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不断产生，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化，结论就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在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理论前提是虚假的，逻辑也是极为混乱的，它从根本上违背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理论的极大混乱，实践上也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张春桥的文章特别地反映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感。在他的笔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紧张、冲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理论当然与斯大林有关，并多少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心态。这种危机意识强化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倾向。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只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适当的社会政策下不断得到解决。但是晚年毛泽东强调的是“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就是加强国家的控制职能，运用政治权力来限制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四人帮”集团则主张推行更加严厉的社会政策，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同时对社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实行严密的控制，“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这个一时闻名全国的哈尔套经验，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生事物”，是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1975年元旦，哈尔套公社的群众被组织起来，由各大队干部带领，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这种改变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是所谓“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通过“社会主义大集”，“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9类128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12]。哈尔套经验的推广，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控制。

再以广西为例。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1975年6月15日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决定》，部署在全区范围内的“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其中规定：

农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5.7%，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

自留地主要种社员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

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

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由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副业的要坚决地限期回来。

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

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苓、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得向私人购买。

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口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工计分的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

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一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

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7月份起，一律改为每星期天为一墟期。

广西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带来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首先是这场政治运动又错整了一批好人，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其次是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再次，运动中“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的花样百出，诸如自留地‘搬家’，‘上山’，‘禁止赶墟’，‘不准私人养母猪、母鸭’，等等。有的县还提出批判‘口粮六百斤，着重抓现金’和‘窑顶冒烟，收入二三千’，从而限制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扼杀了社队的多种经营，窒息了农贸市场，堵塞了城乡商品流通。这使我区本来就很不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更加萎缩，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13]。

广西的个案并不是极端的例子，有些地方制定的政策比广西还要严厉。这些现象反映了整个国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追求所谓“平等”的目标下的社会现实：不断的政治运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贫穷的扩大，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社会政策，更是增加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个尝试是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机制。

对群众运动的绝对信赖，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群众去夺取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同时也认为，群众运动需要正确理论的引导。列宁的著名观点就是“灌输论”。他强调：“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的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14]，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工人运动本身只能产生工团主义，而绝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应当组织群众，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列宁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的批判，成为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换一个说法，正是由于对群众自发性的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对工人群众的灌输，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群众本身，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无条件地肯定抽象的“群众”，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理论，形成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等论述，都是非常精辟的。

但是，毛泽东在晚年完全忽视了对群众自发性的限制和引导。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是否“相信群众”的问题当作评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左”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党组织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反对群众路线。

毛泽东忽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区别，不愿承认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可能的破坏性。他习惯于把革命时期狂飙突进式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方式，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将群众运动绝对化。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一再加速，到1958年的“大跃进”，从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到指责周恩来的“反冒进”，再到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着一个意识形态的边界，这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向“群众积极性”泼冷水。毛泽东把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当作马克思主义真假的试金石，对群众运动的批评，轻则被指斥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则被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在晚年的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钻进了党的领导层，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各级党组织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压制，党的群众路线受到损害，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发展到了非采用自下而上地打破现存体制的办法不能解决的地步，因此，需要由他来号召和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疾风暴雨式的运动，以打破现存的政治体制，最终解决问题。在认为群众受到党和政府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压制的情况下，晚年的毛泽东自己则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重新扮演解放者的角色。

由完全肯定群众的自发性而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相混淆，后来发展成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带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错误，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群众迷信”的倾向。这种倾向成为“大民主”的观念基础。

毛泽东欣赏的群众的“大民主”，也就是群众直接表达意见和直接管理的民主。(www.xing528.com)

“大民主”的概念，开始时主要是群众直接表达意见。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就肯定地说：“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还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的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他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还认为，有了“四大”的形式，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就容易做到了”。毛泽东相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可靠的方式，并且可以有效地用来解决敌我矛盾、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

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民主”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达的方法，而且是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谓“大民主”，即不同于一般制度意义上的民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大民主”观，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完全绝对化，将抽象的“人民群众”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群众的意志神圣化、普遍化，以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作为绝对价值，肯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将群众的无拘束、无控制、非理性的“自由”当作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此，“大民主”观是一种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意识。

“大民主”的直接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以“破”字当头、“造反有理”以及“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为其理论基点，与极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相配合，有着很强的煽动性，造成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和法制的极大破坏。

“大民主”没有也不可能对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1967年上海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后建立的“上海公社”是极左的势力以所谓的巴黎公社为模式建立新体制的一个尝试，毛泽东也对其持否定态度。毛泽东肯定的“革命委员会”，则是以“革命造反派”、人民解放军和老干部的“三结合”作为基本形式。各级党的组织恢复后，社会秩序有所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而且，机构较之过去更为扩大。

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原则下，“四人帮”集团对重建政治秩序极为不满，原因在于他们期待的由造反派势力控制的局面并未形成，他们不断煽动“反潮流”，煽动“斗争哲学”，结果是造成已经开始有所稳定的社会局势的新的动荡。张铁生的一次谈话，就反映了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对于政治体制问题的看法：

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的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机关不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去建设，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15]

他们的所谓“真正的民主”，就是由他们这帮造反派势力主导和控制全国人民。

不过，“四人帮”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严重的自我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四人帮”集团一方面煽动“反潮流”和“斗争哲学”，另一方面则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不断强调加强和扩大公共政治权力的范围，强化国家政权的控制。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强大的国家权力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强调，必须不断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和镇压职能。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之下，公共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发展，人民的基本的自由权利遭到践踏。这个现实使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真诚地相信“大民主”的人们开始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又一重要方面。

“文化大革命”将“左”的错误教育观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最大地强调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强调教育为政治实践服务的功能，将政治教育当作一切教育的核心，作为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标准。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的过程同时应当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军事技能实践的过程。“教育革命”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支点而展开的。

为达此目的，在教育管理上，大规模地下放教育管理权。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提出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在下放高等学校管理的同时，对部分高等学校实行了搬迁、合并和裁撤。当时，我国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均下放到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先是下放到江西，后又被撤销。到1971年，全国原有434所高校，仅328所在勉强维持。

大学而外，中等专业学校也大批下放，大批撤销。各地的中学、小学的管理权也层层下放。在农村，由生产大队来管理农村民办小学并进一步管理公办小学，农村中学则由公社甚至大队来经办。大规模下放教育的管理权，为的是实现打破资产阶级当权派、学术权威的统治，实现教育体制与生产体制的进一步结合，结果则是破坏了教育的原有机制，造成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极大混乱。

对教学内容的改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以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教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而被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原有的教材被批判、废弃之后和新的教材编写出来之前，中小学校的断断续续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以毛泽东著作为教材，小学生学习“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为便于教学，一些地方还将《毛主席语录》印成通常使用的教材的标准32开本，作为学校的正式教材。

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完全以政治来取代文化知识，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地方不断地编写“试用教材”。“试用”者，不成熟也。文化课必须在政治统帅之下才能存在，而所谓“政治”又必须随时紧跟形势，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政治权力斗争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统率文化的政治，也就成了变化莫测的变数，这样，“试用教材”年年试用，年年改编。

大学也大量取消了原有教材。编写新教材的原则，是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一方面对原有教材在内容上，从生产实践出发改其体系，另一方面，新编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新教材。

在中学教学中，在政治课主导的前提下取消了历史课、地理课；在生产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取消了物理课、生物课、化学课等基础课程，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大量取消基本原理、基本定理等内容，代之以步枪的结构、射击、手榴弹、拖拉机、脱粒机、收割机、犁耙、农作物生长、病虫害防治、农田基本建设等实际应用的内容。

“教育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要求教育要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很好地实现毛泽东所主张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这个“三结合”的体制的具体形式，在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为“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16]

这样，“开门办学”就成为“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毛泽东的两段话：“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又补充指出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其核心都在于打破学院与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空间距离，打破知识分子、教育界与工农群众的界限，使之与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完全地融合起来。

“开门办学”，就是学校的教师与学生应当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到工厂、工地、农村、军营中去参加阶级斗争、工农业生产劳动，广泛地和长期地参与社会实践。江青等人直接抓点的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说：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17]

可以看到，“开门办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学校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问题。通过“开门办学”，打破文化教育与生产实践、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学校等教育部门与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的界限，实现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这与毛泽东晚年的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

“开门办学”的办法之一，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学校办工厂”，包括学校办农场。由高等院校、中学甚至小学开办工厂和农场，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校办工厂、农场实际以生产为主，同时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它是学校教师、学生从事经常性的工农业劳动基地。清华大学宣传的经验是所谓“厂带专业”，即打破原有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体系。“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8]

“厂带专业”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它解决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解决了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来改造思想的问题，亦解决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这样的模式很典型地体现了“教育革命”以工农业生产实践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在“教育革命”中，文化知识的传授，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必须以现实的工农业生产活动为转移。清华大学是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其学科专业与工业生产的关系较深，其他一些院校，或者以社会科学为主，或者以基础理论为主，“校办工厂”就很难与学科专业挂钩，这样，学科与工厂的距离就更大，对教学、科研的打击也就更加严重。

至于中学，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实际上成为与教学活动无关的教师、学生参加工农业劳动的基地。这个基地的设置，使教师与学生从事生产劳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负担，既破坏了原有的教育体系，又与“教育革命”所要求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标搭不上界。

“开门办学”的另一个主要办法，是“厂校挂钩”“校社挂钩”。学校除了自己开办工厂、农场以外，与其他工厂和农村公社挂钩，结成较为固定的联合关系。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经常到这些工厂、农村公社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一般地说来，这些工厂、农村公社的生产与学校的专业和教学没有直接的关系，互相之间也很难协调，教师和学生到工厂和农村从事技术性不强的体力劳动，为工厂、农村提供无偿的然而并不一定有用的劳动力，对学校，对工厂和农村，都成了负担。学生与教师长期从事生产劳动，学校的教学一方面以政治为转移，另一方面又要以生产劳动为转移，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结果是劳动取代了教育，取代了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学校成了生产劳动组织或者组织生产劳动的机构。

“教育革命”的重要目标，是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是措施之一。另一项措施，是改变教师成分，根据是毛泽东的语录“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具体办法是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这样来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

这个“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骨干，是“工农兵教师”。“工农兵教师”是从工厂、农村和军队中选调人员，充当教师。所谓“革命技术人员”，亦是从工厂、公社中选调“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这是新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中的第二等级，原有教师则处于第三等级，需要分别处理。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样估计原有的教师：

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持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因此，对原有教师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引导他们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自觉改造世界观，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具体地说，原有教师按不同矛盾性质作不同处理，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应重在教育，加以团结和任用；凡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则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教育和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批判思想，给予出路。对顽固分子，要坚持批倒批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加以处置。

新的教师队伍主要以充实、改造来完成，即用政治素质可靠的工农兵和“已与工农兵结合的技术人员”来充实，对原有人员进行改造。经过这样的换血措施，彻底改变教师的成分，由“工农兵”成为教师的主体和主导，知识分子在教师的结构中确定在被“团结”“改造”和“利用”的位置。“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希望通过这个措施，进一步限制和打击知识分子，进一步动摇他们的职业基础，实现“工人阶级”在上层建筑和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

然而，无论怎么“革命”，学校的传授文化知识的功能都无法改变。只要学校还要传授文化知识，还要从事文化科学的研究，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成为学校工作的主体和中心。这样，“教育革命”就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工农兵”在政治强力支持与推动下要取代知识分子，但其知识结构使之不能实现这种取代，其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又使之不必或者不屑做这种取代；从极左意识形态立场上考虑，知识分子就应当完全排斥，而从学校设置及其功能来考虑则又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存在。这个矛盾是“教育革命”从理论和实践都无法克服的。在这个难局之下，学校既要使用教师，又须将教师放在被改造、被教育和被批判的地位；学生既要接受教师的知识传授，又可以随意起来攻击、批判教师。学校在无休止的动荡中维持艰难的平衡，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

“教育革命”既然以政治为目标，以直接的工农业生产过程的需要为目标，其培养对象也就与以往的教育有根本的不同，培养劳动者的目标被作了极端的和狭隘性的理解。这些理解包括教育必须或者最主要地要以工农劳动者或者他们的子女为对象，培养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其唯一目标。

以工农劳动者或者他们的子女为教育对象，体现了关于改变知识、改变文化由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垄断的状况，使工农下层群众成为由他们所创造、但是后来又被剥削阶级占有的文化知识的真正主人，使文化知识回到劳动人民的手中的思想。这个“文化翻身”的思想，从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开始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演成一种畸形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在实施这个观念时，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这就是认为教育大权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回来了，它就更应当也更有条件为工人阶级群众、贫下中农群众服务，这个服务除了在政治上要体现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要体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的伟大作用和对工农业生产直接有用的知识外，在接受教育者身上，必须体现工人阶级群众、农民群众的优先性和受教育权利的不可限制性。

出于这个考虑，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地在广大农村建立与发展中学、小学教育。这个发展主要是规模扩大，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等教育。由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普遍不足，这个发展是以非正规化和整个教育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为代价的。这样一来，广大农村纷纷设立小学校，较大的村镇设立中学，一些小学还附设“带帽初中班”，大批学校上马了，师资严重缺乏。这种不正规的办学常常以毛泽东在1944年的一段话来作为理论根据：“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这段话不但被认为是在解放区的战争环境下发展教育的政策，而且认为是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各种条件的最高真理。

对“教育革命”来说，非正规化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制度化。毛泽东多次表示对学校的规章制度的不满，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对学校的考试方式、教授方式提出批评。这些批评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相当片面。关于考试制度，他在1964年7月10日与毛远新的谈话中就说：“现在的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再次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你答对了，我抄你的。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关于授课，毛泽东说：“讲课讲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听得无味，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在1964年6月24日同王海蓉的谈话中，毛泽东也这样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打瞌睡，要爱护身体。”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指导方针，广为传播，造成社会混乱。

非制度化的观点反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遵章守纪的必要性，鼓励学生不上课不读书，随意以教师作为攻击目标，以读书为耻，以造反为荣，教育的正常秩序无法维持。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各级学校考试制度的取消。从“教育革命”的立场出发，认为考试制度促进学生的学习、鼓励学生在学习上通过竞争来考察和检验自己掌握文化知识的程度、确定各级学生入学标准的办法，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学生为敌、打击学生尤其是打击排斥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恶劣手段”。因而“教育革命”中，考试在形式上虽未全部取消，但它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学生的升级与考试成绩不再发生关系，成绩好的可以升级，成绩不好的照样可以升级。从小学到中学是如此，大学也是如此。而进入大学虽然有严格的政治选拔程序，但与文化考试亦无关系，教育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教育应当以劳动者或者他们的子女为对象的观念，反映了一种文化平等或者文化平均的意识，这个意识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或者反对旧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成分。它所具有的某种排他性非常容易发展成为独占性。在实践上，“教育革命”向工农群众倾斜的同时，必然出现对“阶级成分”不好的青少年的许多的限制。许多地方“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的子女被剥夺了入学的权利。在一些地方，如江苏南通地区，由于放宽了政策，才允许“地富反坏右”子女中一部分被称之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进入小学、初中，进高中的权利仍被剥夺。这些青少年入学困难，升学更是难于上青天。以文化平等意识为基础的教育观，却又走向了重点倾斜和严重剥夺同时存在的新的文化不平等。

教育应当培养劳动者的又一种狭隘阐释，是将劳动者作为教育工作的唯一目标。毛泽东晚年的理想社会构成细胞只能是劳动者，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教育对象变成它所设计的“劳动者”，而不是其他。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大压缩了课程与学制。原有课程大加改造，新的课程一方面突出政治，一方面突出工业、农业生产的知识，为“新型”的劳动者服务。在学制上也相应地缩短，小学从六年缩短到五年，中学从六年缩短到四年，至于大学，则从四五年缩短到两三年。在学校结构上，废除了原来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与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的双轨制教育制度，所有学校向亦学、亦工、亦农、亦军发展；各种重点学校和专门的尖子教育也一概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而被完全取消。

“教育革命”思想及方针的另一个典型的体现，是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左”倾思潮大泛滥的“大跃进”时期曾经搞过大学招收工农学生的试验，未获成功，但它是“文化大革命”大招“工农兵学员”的滥觞。“文化大革命”中招收“工农兵学员”，是从一篇文章和毛泽东为此而发的一段“最新指示”开始的。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是一篇调查报告，文章称：上海机床厂6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来源于两个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和从工人中培养的技术人员，“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先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因此，“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文章还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几个设想：

第一，“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结合。”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除了继续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当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第四，关于继续“改造和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搞“大批判”，一方面让技术人员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更多地到车间劳动。

这四条设想，核心就是两条，一是知识分子必须去当工人、当农民，必须更多地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二是应当从工人、农民中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和“有劳动实践经验”的人员进大学。这些设想，可以说都是从毛泽东晚年“左”的教育思想中生发出来的。

《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认为它“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传达了毛泽东就此发表的“最新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

毛泽东的指示作于7月21日，因此后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这个指示被认为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江青等人亲自抓点的清华大学从1969年3月起，开始举办各种专业的试点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当年度共招收近600名。这个经验，逐渐向全国各高等院校推广。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本年度下半年开始招生。相关的规定是：

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学习内容：设置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上述招生办法，成为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基本办法。高等学校不再通过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文化基础知识不再是升入大学的基本条件。新的条件是什么呢？除了政治条件外，需要的是本人的职业条件，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的身份。工农兵必须是高等学校的主人，必须是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领域的主人，而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里排除出去。

这又陷入了一个怪圈。“教育革命”的着眼点是要打破社会一定阶层即知识阶层对知识、文化的所谓专有和独占，而其措施和结果则是另一部分社会阶层即所谓工农兵对知识、文化的专有和独占。从一个错误的认识起点，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文化平均主义混杂着对文化的仇视、妒忌的心理与强烈的占有欲，导致了对文化的专制与垄断。

按照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前者指城市与乡镇原持“城镇居民”户口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后者指的是回乡劳动的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这样的青年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他们必须到农村去从事劳动，改变自己原有的身份，有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经历，才能取得继续升学的资格。取消入学考试后，招生的标准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群众推荐”是必要的，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来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最高标准。另一方面，群众的意见又是需要集中的，集中群众意见的便是“领导”，这样，从理论上尤其程序上来看，领导的意见就是最具决定性的了。

由于“游戏规则”的不同，上大学之路对知识青年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取消文化课考试，从理论上来讲，是讲求对所有人的平等，是在此原则下的照顾工农子弟，而新的招生方法在实行过程中，实际上便利了有后台、有权力的各级干部子弟，造成“走后门”之风的盛行。新的招生制度不仅破坏了文化教育，而且在政治和道德上都使“斯文扫地”。

工农兵上了大学，主要并不是去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训练。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中提出，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项任务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充分的肯定。这虽然含有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的含义，但它摆脱不了造反、破坏的“文革定势”，在此定势之下，高等学校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教学与管理的秩序。

工农兵上大学同样也无法解决“教育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中强调，对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政治教育仍然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20]

这就是说，工农兵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文化科学工作，就大大增加了“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可能性，不管这个高等院校是“文化大革命”前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掌握，还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工人阶级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工农兵学员”不能完全以占领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出现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进入这个领域的一切分子都是危险的，一不小心，就要被资产阶级腐蚀，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与“工农兵学员”相关的又一教育上的创造是工厂、农村公社办大学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这是毛泽东肯定的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厂办大学，“五七”大学则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样板。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说：“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成为“五七大学”的模式。“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大学”实现“教育革命”倡导者打破“旧大学”观念的构想，不需要校舍，没有教材、没有教师。大学即是社会，社会即是大学，不成其为学院，不成其为文化园地，用不着专业分工，完全破除了正规化和制度化，这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实在是不成其为高等学校，不过是业余读书班而已，至多做一些普及基础文化知识的工作。

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不是培养人的，而是“改造”人的；教育不是传播人类文明的，而是批判人类文明的；教育不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而是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教育不是文化科学的，而是政治的；教育不是理性的，而是专制的；教育不是培养人能力为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的，而是给人更多磨难的。

“教育革命”将一整套极左的教育主张强行付诸实施，造成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极大破坏，其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注释】

[1]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80页。

[2]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4期。

[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页。

[6]郑谦：《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再认识》，《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页。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0]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红旗》1975年第3期。

[11]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红旗》1975年第4期。

[12]《社会主义大集好》，见《人民日报》1976年5月9日。

[13]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235页。

[14]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15]张铁生、刘继业谈话情况记录，1976年9月9日晚11时30分。

[16]《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年7月21日。

[17]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见《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18]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见《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19]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20]见《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