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冷冻与三个指导性文件准备

◎邓小平的智囊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邓小平建议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导全局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阐述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工业领域恢复正确政策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是生产力”

◎邓小平：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

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政策，都需要指导性的政治理论的支持，而这个政治理论必须由最高的政治权威作出，才具有可靠的合法性。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权威由毛泽东一人担当，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最高的合理性依据。全面整顿的政策也需要这种最高的合理性依据。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掌握理论的主动权，其核心是获得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队伍。在这个方面，“四人帮”集团占有很大的优势。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后，为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机构和顾问班子，在1975年6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和李鑫。这个研究室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一个就是为全面整顿进行理论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当时的三个指导性文件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由研究室直接负责起草。研究室还参与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文件》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9]为此，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其他文稿中寻找支持全面整顿和抓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文稿中，最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论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问题的，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正如薄一波所说，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10]。这篇文稿最初是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的记录，1965年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曾经整理并作为党内文件下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邓小平建议，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了《论十大关系》。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将经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很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的初步成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11]《论十大关系》作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整顿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合适的。毛泽东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对于整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也会起到特殊的作用。不仅如此，如果《论十大关系》成为邓小平所说的“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势必从根本上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导思想改变过来，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然而，毛泽东早就抛弃和批判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的提法，他晚年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的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他的晚年理论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的，毛泽东对此当然很清楚。因此，对于经过整理的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毛泽东的态度相当微妙，他在整理稿上作了这样的批语：“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在争取将《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的同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期间，抓紧形成了三个重要文件，以阐明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两个文件都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参与。

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件在阐述政治观点上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表明对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左”的问题进行批判和纠正，论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是政治斗争胶着状态下的理论文章的特殊形式，这些文章，既需要坚定的理论勇气，又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论述全面整顿指导思想的理论文章，文章在阐述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时，实际上强调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基本理论。文章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进行论证：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干部所做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这篇文章正面论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左”的错误统治下，阐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到了需要冒风险的地步了。

文章还对“四人帮”集团所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维护全国人民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

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虽然不可避免地引用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念，但是其基本思想则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邓小平直接布置的，这是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系统提出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对工作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两个积极性、统一计划、以农业为基础、大打矿山之战、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又红又专、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18个方面作了规定。文件重点强调的是：

(一)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www.xing528.com)

(二)加强党的领导。整顿企业，首先必须整顿党的领导，“调整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改变“软”“散”“懒”的状况，建立精干有力的和能打硬仗的领导班子。

(三)依靠工人阶级反对派性。对于“造反派”“反潮流”的政治口号和行为都要作具体分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现在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党员决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党籍。”落实党的政策，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的帽子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一律摘帽，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四)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要求所有企业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统一计划和违反财经与劳动纪律的现象斗争，全面完成经济技术指标。

(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

(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保护环境，有计划地解决污染的问题。

(七)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才，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胡耀邦负责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在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件。1975年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工作。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工作时，分管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传达了邓小平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后，同“文化大革命”中爬起来的帮派分子进行斗争，废除了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组织会议的制度，整顿了领导班子，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强调重视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还在整顿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口号，影响很大。^[12]胡耀邦在科学院的整顿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准备《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主要精神是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加强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提纲》重点强调要正确处理如下问题：

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科研。”

正确处理生产和科学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正确处理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中的骨干作用。”“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集中一批专业队伍来搞。”“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提纲》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同‘三脱离’等同起来。”

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提纲》明确提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于9月26日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工作的汇报和讨论《提纲》。因此，这个文件是作为国家的科技政策予以考虑的。据李昌回忆，邓小平在这个会上多次插话，表明他对于科技领域整顿的明确态度。最后邓小平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要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们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整顿的关键在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技路线。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不就是这些人嘛。邓小平又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能当所长？

邓小平提出要搞好后勤工作，为科技工作者创造条件。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还强调了教育问题。他说：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好些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职工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教师要提高地位，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13]于光远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科学是生产力这个命题就是起草这个汇报提纲的同志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找出并写到文件里去的。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提法，一直发展到后来，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4]李昌回忆说，正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毛泽东不批准《提纲》。^[15]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三个重要文件都未能定稿下发，但是在文件的讨论过程和后来对“四人帮”集团的批判过程中，其主要的精神得以传播，并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错误、实行全面改革的先声。虽然全面整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但是这个整顿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可以说，全面整顿为后来的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后来的伟大历史转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