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激荡岁月下的变革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关键是抓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

◎反“派性”打击帮派势力

◎万里铁路整顿首战告捷

◎邓小平：农业也要整顿

◎300多名高干重见天日

◎“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也认为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周荣鑫质疑“教育革命”

◎邓小平、叶剑英联手整顿军队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住院治疗，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还是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上的主持人。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整顿，力图改变“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虽然受到“四人帮”集团的抵制和破坏，但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各级干部的拥护下，坚定地推进整顿的进程。

邓小平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在政治上，“四人帮”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不断制造麻烦、进行破坏。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仍受到毛泽东的信任。社会经济方面，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家计划大部分指标未能完成，相当一部分主要产品产量比较上一年还有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完成计划，出现较大的赤字；基本战线过长，投资效益较低；市场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5]

从1975年2月到10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12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为此，邓小平主要抓整顿问题，而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建立起强有力的和“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整顿，一方面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实际上是要将班子整顿的对象定为“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和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作风的人，把这些人整下去；另一方面，加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和中年干部的作用。加强管理，抓规章制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www.xing528.com)

邓小平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条指示作为政治纲领，这就是后来被着重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全面整顿首先从铁路的整顿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并且发出了“中发[1975]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加强铁路的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加强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反对派性。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对于任何妨碍、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应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特别强调，整顿应当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纪律性、反对派性的三条方针。他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闹派性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6]派性活动是“文化大革命”帮派分子的活动方式。对派性进行批判，实际上成为打击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问题严重的徐州、太原、郑州和长沙等地，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重点整顿。通过反对派性等有力的整顿措施，铁路运输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顿首战告捷。

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工业领域各部门进行了整顿，取得显著的成效。

在农业方面，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建设大寨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国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很可能拖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强调：全国各个方面都存在整顿的问题，农业也要整顿。华国锋在会议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是也体现了整顿的精神。

经过1975年的整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表现在：生产增长较快，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进度加快，投资效益有所提高；铁路运输状况明显好转；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市场供应状况有所好转；计划生育取得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稍有改善。^[7]

整顿还在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展开。

在政治上，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步伐。1975年4月，中央决定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出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治部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这一决定使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重见天日。

文化教育方面。1975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道：“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新的有保留的肯定。毛泽东还说：“老九不能走。”表示知识分子还可用。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政策表示不满意，这是意味深长的。7月14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又发表了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调整文化政策，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但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为文艺的萧条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意识形态文化观和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不可能否定极左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希望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经过政策性的调整，在意识形态框架内逐步扩大文化的建设，让革命的文化结出累累硕果。但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左的文化思想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与“百花齐放”不相容的，如不予以根本的改变，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

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指示，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背景下，对“四人帮”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毛泽东的意见本身，就是对“文艺革命”“成就”的某种否定，同时对被“四人帮”打击的一些文化人形成了某种支持。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就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将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电影《海霞》摄制组谢铁骊、钱江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在邓小平主持下，政治局肯定了这部电影，认为可以上映。

1975年的整顿也涉及教育战线。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试图对教育进行整顿，改变“教育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周荣鑫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教义”提出质疑。像“现在我国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周荣鑫甚至尖锐指出：“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周荣鑫对“教育革命”的一些基本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质疑，这是很有力的。在他的支持下，《教育革命通讯》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学习文化、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质量的文章和评论。

军队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军队的整顿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的有力支持。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强调：“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8]叶剑英的讲话尖锐批判了“派性”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提出“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他认为“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剑英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叶剑英还亲自同各大军区、各军种的领导人谈话，要求提高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军队整顿的核心在于领导班子，这是关系到对军队的实际领导权的问题。在整顿中，叶剑英拟定了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他亲任组长。一批追随“四人帮”集团的人被调整了职务。军队的整顿，保障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对于后来政局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