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
◎张春桥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
◎批孔挖老根：解决政治方针的法宝
◎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
◎毛泽东：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
◎以儒法斗争重新解释中国思想史
◎江青政治上的活跃
◎批“现代的儒”“宰相儒”
◎“理论队伍”的建立
举世景仰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晚年，政治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潮中，周恩来保存了下来。他仍然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但是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微妙。九大的政治明星是林彪，他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除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林彪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林彪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推动者，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风云一时，成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并且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林彪事件的发生，打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神话，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在批判林彪集团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开始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想，如批判林彪、陈伯达“称天才”，大搞个人迷信的问题，批判他们形“左”实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煽动极左思潮的问题，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开始进行批判。
在中央领导层内，试图利用林彪事件的机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第一人是周恩来。周恩来在许多场合提出林彪的问题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1971年年底到1972年年初，周恩来主持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1971年12月，周恩来在听取有关航空工业汇报时，再次强调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两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内容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题。周恩来说：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3]
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纠正“左”的错误。
为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周恩来还在理论领域布置批判极左思潮。1972年9月，周恩来再次批评《人民日报》等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要求进一步批透。周恩来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组织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一组理论文章，构成批判极左思潮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整版，这是非同寻常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借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推崇自发性”等基本特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
周恩来的批极左，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尖锐批判。“四人帮”集团对此表现出高度的敏感。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打电话表示，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姚文元先是不表态，随后要求讨论。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反对否定群众运动。[4]11月14日，姚文元明确表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5] 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提出报告，请示召开外事工作会议。报告指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对这个报告批示同意，张春桥则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我正在考虑。”江青批道：当前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6]。
毛泽东最后的干预决定了论争的结局。
关于批林的方针的争论，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江青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由他们找王若水谈话。12月15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和对批“左”的认识。1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7]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批极左也是极为敏感的，这和他对于是否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忧虑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绝不允许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怀疑和批评。
12月19日晚，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批示，这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解决在批林乃至整个意识形态上的基本方针问题。
周恩来首先讲话：某同志听到8月1日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指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有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也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周恩来这一次没有表现出他一贯的风格，即通常所具有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
在报社的人作了汇报和当事人申辩后，江青等人讲话。
江青说：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的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
张春桥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极右的思想……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8]
有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讲话一方面是贯彻和发挥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强调反右的路线；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是批判周恩来。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是林彪事件后一个重要的事件。毛泽东由此开始改变对周恩来的信任，而“四人帮”集团也就排除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了上风。[9]从此，批判极左思潮就被批判“右倾回潮”和毛泽东所规定的林彪集团的极右性质所取代。极左集团更是借此开展一浪接一浪的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运动首先是“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运动的直接批判对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但是，周恩来是这个运动暗指的对象。
林彪集团虽然已被粉碎，但是对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批判和清理更加重要。要清除其政治影响，就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必然要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及批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的重要事业。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一件便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显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怀疑和否定。他一直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而不能不进行的对林彪集团的批判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从而动摇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必须找到新的支撑点，使批判运动在原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顺利开展而又不触及“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批极右的方向进行。这个新的支撑点，就是批判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思想根源”，具体地说，就是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自激烈地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与孔子便作为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和象征符号，受到不断的批判。进步的文化人、思想家一般均以反儒、反孔为旗帜，尊孔尊儒与反孔反儒隐约成了保守与进步、反动与革新的分水岭。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将“批林”与“批孔”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超越时空地联系起来的批判方式。同时，将“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批判林彪集团的“思想根源”，又可以避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达到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又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林彪事件后，在对林彪住所的检查中，查到林彪、陈伯达等人书写的孔子、孟子言论的一些条幅和笔记。这些材料的发现，成为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思想与被视为反动与保守的象征的孔子思想及儒家思想相联系的有力证据。
毛泽东对此多次发表谈话。1973年春，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说：“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传达了毛泽东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说：
郭老在《十批判》里头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10]
毛泽东的谈话，明确肯定了以儒、法两家为进步与反动的分野，同时又表现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不满。这里是有政治暗示的成分的。8月5日，毛泽东再次与江青谈话，讲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毛泽东还给江青念了他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并让江青记录。诗中写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1]
8月7日，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又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通过上述一系列谈话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在“批林”运动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同时在政治上对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思想和措施进行清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乘机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攻击周恩来。12月，毛泽东又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重新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批评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展开。这场运动按照江青等人的设想，应当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形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但由于种种因素，这种设想未能实现，实际上形成的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批判的形式。
1973年8月以后，报刊上批孔的大块文章不断出现。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这篇文章为《红旗》杂志第10期所转载；9月27日，中央党校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0月16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康立”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第2期上发表了《读<封建论>》，等等。
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为“批林批孔”运动造起了声势。这些文章为了突出儒家是保守复辟势力代表和法家是进步革新势力代表这一政治性论题，将战国到西汉末近500年的历史写成奴隶制和封建制决胜负的时期，把奴隶残余势力与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的矛盾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制造“儒法斗争”这一论题。
“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重新解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史均被归纳为“儒法斗争”，并以自己的政治好恶与政治需要将历史人物任意地封为“儒家”与“法家”，人为地制造儒法斗争的对立面。例如将秦始皇视为法家，于是历史上凡肯定秦始皇者均为法家，否定秦始皇者均为儒家；尊孔的自然是儒家，非孔的也必然是法家；桑弘羊被封为法家，霍光就必是儒家；朱熹是儒家，而虽是朋友却又有论辩的陈亮就是法家。儒家者必定保守、反动、妥协、投降，法家者必定进步、革新、主战，故而历史上朱熹虽主战，但被说成投降主和。诸如此类，无不以政治的需要和“儒法斗争”的概念及框架，去制造、“改铸”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在于维护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江青及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迟群、谢静宜等则利用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玩弄阴谋，企图借“批林批孔”运动打倒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火药味是很浓的。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毛远新则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江青、王洪文的提法，表现了他们希望“批林批孔”运动所达到的政治目标，毛远新的说法，反映了这个运动的现实，即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而在政治上打倒周恩来的目的能否获得支持还没有把握。
“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没有满足其政治预期的造反派骨干和帮派分子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帮派分子活跃起来，出现了新的骚动。在武汉，一群工人把大卡车堵在铁路上，从而使京广铁路和该市的一条公路的交会处堵塞了三小时零七分，这个事件使全国的经济大动脉被紊乱了好几天。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新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
毛泽东虽然需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似乎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不希望发生全面的政治社会大动荡。他对于周恩来等老干部，虽然不满意，但并未下决心打倒。从这个意义上说，“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警告。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12月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否定了对周恩来的批判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他还否定了江青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提法，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亦提出批评。对于“批林批孔”，毛泽东否定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12]。
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也进行了有限度的干预，他坚持军队首脑机关和作战单位“不搞四大”，“党政机关、生产部门也要有政策界限规定”，各地区、各部门的运动，原则上由同级党委“自行处理”，而“不致影响中央、国务院、军委日常工作的进行”(1974年2月1日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3]这显然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基本形式进行某种制约。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走后门”问题是江青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周恩来就此向毛泽东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2月15日在周恩来的信中批示：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www.xing528.com)
显然，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首先是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希望批“走后门”、打击老干部，冲淡了这个主题，不想破坏政治的平衡和稳定。毛泽东还针对迟群等1月25日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有缺点，不宜下发。”周恩来明白无误地告诉迟群、谢静宜，毛泽东讲的“形而上学猖獗”，就是批评江青。[14]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式：“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地区一类的串联。[15]这实际上否定了在“批林批孔”中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批林批孔”运动便没有完全按照江青等人设想的方式展开，各地帮派势力造成的骚乱受到压制，运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理论”批判的形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控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大造批判的声势。这场批判运动，假借批判林彪、孔孟和历史上所谓的“儒家”，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以暗喻、影射的方式攻击和批判周恩来。他们批“克己复礼”，批“举逸民”，指责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纠正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他们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指责周恩来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和不走极端。
江青等人多次对其写作班子暗示，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但是公开批周恩来，既不得人心，在政治上时机也不成熟，因此，对于周恩来，既不能公开点名，又不能让人不明所以。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影射史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在批判孔子等儒家人物时，他们利用姓氏、职务等办法进行影射，如周恩来姓周，便大批“周公”，指周公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孔子之“吾从周”，便是要复辟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又如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影射史学”便大批“宰相儒”。罗思鼎撰《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着力批秦丞相吕不韦，说“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对于这篇文章，江青很是欣赏：“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
“影射史学”还以人物描绘等手法，对周恩来进行影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孔丘其人》，是由江青授意点题，并经江青本人和姚文元审定的重头文章。它通篇不批林彪，而以批孔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文章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影射周恩来的家庭出身；写孔子代理宰相，影射周恩来的职务；说孔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周恩来的年龄及带病坚持工作。文章最后批判孔子“述而不作”“虚伪狡猾”“凶狠残暴”，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16]。江青等对此文大为赞赏，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17]。
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描写孔子“此人极端虚伪狡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说他“端起胳膊”，“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起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当时的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周一良后来解释说，“端起胳膊”是另一成员魏建功对《论语·乡党》中孔子上朝姿态“趋进，翼如也”的白话翻译，并无攻击周恩来之意。[18]
不仅如此，江青等人还提出批“现代的儒”口号，试图将“批林批孔”引向大规模的公开批周。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第二天，江青在她所控制的写作班子上讲话时再次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其亲信便点破道：“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
对周恩来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折衷主义”，批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做法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些批判通过“影射史学”表现出来，就是批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孔子的“中庸之道”和吕不韦的“折衷主义”。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说，吕不韦“用杂家的面目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历史的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当机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林”已成虚设，主要内容成了评法与批儒。批儒以周恩来等为影射对象，“评法”则成为对江青集团的自我政治宣传。江青等大肆宣扬“法家”，他们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描绘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儒家复辟倒退，法家变革进步；儒家逆流而动，法家顺应历史潮流。江青在6月12日的谈话中说，“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的法家就要批判继承”，俨然以法家自居。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又大讲“儒法斗争史”，她说：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的讲话)。
极左集团自命为法家的继承人，江青等人控制的写作班子秉承江青旨意，大写历史上“法家”人物的作用。如罗思鼎《读韩非<五蠹>篇》说，韩非“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纲领”[19]。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写道：“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20]不难看出，对“法家”的宣传，从内容到语言风格，都是为现实的政治利益服务的，都是很“现代”的，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时评。
“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尤其注重写历史上干权的皇后、女皇。1974年《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一文中，这样描写吕后：“刘邦死后，惠帝懦弱，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在尖锐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说，武则天“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显然，写古人是虚，指今人江青是实。
批儒时对传统采取否定态度，而评法时对传统则采取肯定和利用的取向，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中，在激烈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批判声中，却出现了封建传统的大泛滥，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强烈的反映，这就是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前者被指责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后者则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
山西省的晋剧《三上桃峰》，是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一出地方戏，该戏的故事情节是杏岭大队的饲养员将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桃峰大队，致使桃峰大队蒙受损失。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得知此事，对饲养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三次到桃峰大队道歉退款，而桃峰大队则执意不收退款。杏岭大队后来将一匹大红马送给桃峰大队。两个大队因此建立了团结友好的合作关系。
1974年1月，《三上桃峰》一戏在北京参加调演排练。文化部调演领导小组成员认为该剧情节与“四清”时宣传的河北抚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似，而当时王光美正在河北抚宁的桃园大队蹲点，由此认定《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涂脂抹粉”。2月8日，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组织《三上桃峰》批判会，指责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一贯反对革命样板戏”，声称要“揪出”其“后台”。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指责《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初澜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全国28个省市的32种报刊相继转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各地连续发表500多篇批判文章，一时造成很大的声势。而相似题材的作品如《卖马记》《追马》《桃山新苗》等30余篇小说和一些戏剧均被说成是《三上桃峰》的翻版而遭批判，许多作者被追查。[21]
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后来说，“四人帮”集团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政治目的是为了直接打击主持批极左思潮的周恩来。在1974年3月王洪文主持的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上，王洪文手指谢振华说：“你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江青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敢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代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四人帮”集团对谢振华的批判和逼供、诱供，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在后来山西省对谢振华的批判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后台是谁？”[22]周恩来也出席了王洪文主持的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谢振华回忆说：看到会场上不正常的气氛，周总理不安地在旁边走来走去。江青一伙只当没看见周总理，既不请他坐下，也不请他讲话。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在旁边一个椅子坐下了。[23]
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处境相当尴尬。
湘剧《园丁之歌》写的是一个教师改变后进学生、教育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的故事。这出戏强调了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强调了干革命必须学好文化。这与极左集团的“教育革命”的宗旨发生矛盾。江青等人认为，将教师称为“园丁”本身就不合适，说什么“园丁”只能是党，不能是教师，《园丁之歌》鼓吹“园丁”是教师，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学校。《园丁之歌》中有一句唱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江青更是恼怒无比，说这“简直是反攻倒算！”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指斥《园丁之歌》有三大问题：一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根据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意见，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炮制了《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一文，在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的重要版面发表。
借古喻今，对于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的江青等人说来，是不能满足的。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就提出“走后门”的问题，企图利用现实性很强的党风问题大做文章，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批“走后门”被毛泽东否定，无法进行。江青等便大力制造“反复辟回潮”和“反潮流”的典型，作为现实斗争的武器。1973年10月到1974年1月，江青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400人受到审查和批判。
江青集团制造了一批“反潮流”的典型。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子女上山下乡的困难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复信，江青等人便将李庆霖树立为反对“走后门”潮流的典型。
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的知识青年，1973年被推荐上大学。这一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进行文化考查，张铁生参加考试，语文得了38分，数学考试61分，物理化学考试更感困难，卷面只完成6道小题，得6分。张铁生上大学心切，考试又没有把握，于是在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请求领导考虑对他进行照顾。张铁生引起极左集团在辽宁省的代表人物毛远新的兴趣，他立即令人打电话，让把张铁生的材料送来，将张铁生的信作了修改，作为反对右倾回潮的材料使用。1973年7月19日，经过修改的张铁生的信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同时发表了“编者按”，对招生中的文化考查问题进行攻击，认为张铁生虽然交了“白卷”，但是对“教育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接着，《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纸均以显著位置转载，《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提出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
这样，江青集团利用一个知识青年恳求上学的信，制造了一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其目的毛远新说得很清楚，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这个石头来打人了”。他们所要打的，就是试图改变“教育革命”的荒唐做法、将教育引入正轨的周恩来。
可以利用的还有一位小学生。黄帅是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因与老师发生矛盾，由家长催促向《北京日报》写信，被江青集团“发现”，成为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典型和“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反潮流”小英雄。
江青等人鼓吹的“反潮流”“斗争哲学”，是“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大肆宣传“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就是一种将“斗争”绝对化的典型说法。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反潮流”之风到处刮起，正在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社会上频频出现向领导干部造反的现象，一些人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生产”的口号，造成了新的社会动荡，导致国民经济的重新下降，经周恩来等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局面又遭到破坏。
中共中央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24]，并且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任务：
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逐步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25]
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各级党委积极进行建立和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工作。福建、山东、广东等省还专门发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决定和通知。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中，全国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理论机器。这个理论机器由江青集团直接掌握的国家宣传机构和写作班子、各级权力机构的写作班子、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和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学习小组这样一整套的机构组成。在各种写作班子、理论班子中，最重要的是江青等直接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文化部写作班子，由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这些写作班子以梁效、高路、罗思鼎、康立、石仑、万山红、柏青、史尚辉、史军、闻军、哲军、史锋、唐晓文、金戈等笔名，在重要报刊上发表重头文章，造舆论，定调子。
各级写作班子都是“四人帮”政治权力机器的一个部分，为政治权力机构直接掌握，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鼓励群众的自发倾向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队伍是“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大特色，这是群众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特殊形式。197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推动各级权力机构在群众中的理论队伍的建立。如湖北鄂城钢铁厂建立了110多个理论小组，成员共有1400多人，全厂1100多个班组基本上都有理论辅导员。[26]福建福鼎县沙埕公社水生渔业大队建立的海上不脱产的渔民理论队伍有92人，每个生产队都有理论小组。[27]天津塘沽区在全区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建立理论学习小组300多个，人数达2700多人。
建立群众的理论队伍，是为了体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群众的“主导地位”，便于在最大限度上对全社会进行极左意识形态的传播。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阶级力量象征，在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74年6月25日，中共天津市委举办儒法斗争史报告大会，由天津站“六号门”老工人和青年女工就春秋战国、秦、两汉、隋、唐、宋、明、清的儒法斗争简史作报告。《天津日报》对此大唱赞歌，认为由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打破古代史这个“禁区”，向反动的“大圣人”开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的又一新生事物，是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解放出来的创举”。[28]
然而，“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解释，这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的和思想史的知识，仅仅靠工农兵群众是不行的。理论队伍一般采取“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以“工农兵”为基本的阶级基础，“革命知识分子”为实际的专业骨干，“革命领导干部”为权力机器的代表，领导和控制理论班子。理论工作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他们撰写“批林批孔”文章，举办各种讲座和宣讲。《人民日报》报道说：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系，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就派出一批师生到工厂、农村、部队、街道和其他一些基层单位，宣讲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听讲的工农兵和基层干部达数十万人……仅听过北京大学文科一些系举办的儒法斗争史讲座的，就有10万多人。[29]
除了“走出去”，还有“请进来”，即高等院校为基层群众理论骨干进行培训。如北京大学举办了9期短训班，有800多个基层单位的5700人参加了短训。北京师院举办了4期短训班，参加单位有140多个。南开大学除了举办近900次讲座外，“在校内还举办了10期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有2400多名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骨干和学习积极分子参加”。[30]“大专院校各科师生和工农兵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林彪、孔孟之道，促进了工农兵理论队伍迅速成长。”[31]
实际上，各写作班子的骨干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一些学者也投身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冯友兰就发表了批孔文章，并因其特殊身份，得到江青、迟群和谢静宜的重视。他被邀参加江青1974年6月的天津之行，并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冯友兰式的行为反映出“四人帮”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强力控制，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改造人”的功能。除了冯友兰，另有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对“批林批孔”运动也“与有力焉”。
冯友兰后来回顾自己在“文革”中走上批孔道路时这么说：
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如果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就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32]
在专业理论队伍与工农兵理论队伍的结合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出了不少“成果”。除了发表了一大批“批林批孔”的理论文章，还进行了“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了一批经过批注的“法家”著作和“研究”法家的著作。如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与中华书局的编辑编写的《读<封建论>》，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论语>选批》，上海第五印染厂青年工人与工人业余学校教师编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商鞅论述浅注》等。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仅批判了儒家思想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同时也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教育的“小传统”，如开展对《千字文》《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传统蒙学教本，《孟姜女哭长城》《三娘教子》等民间传统戏和民间“反动谚语、格言”的深入而广泛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组织创作了一批《新三字经》《儒法斗争史三字文》《妇女赞》《工农兵豪言壮语集》等“新诗文”。试举西安无线电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新三字歌》：
是啥藤，结啥瓜；
是啥树，开啥花；
啥阶级，说啥话。
三字经，尊孔孟，
流毒广，害人重。
铲毒草，拔黑藤。
主力军，工农兵。
编新歌，唱新调。
肃流毒，立新风。[33]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重要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运动，这次运动以极左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传统进行实用主义的重新解释和改铸，并且以思想文化的批判来配合政治的和权力的斗争，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论述社会功能时提出，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提供显性的功能，也可以提供隐性的功能，显性的功能体现行动者的意愿，隐性的功能则是不体现行动者意愿而自动发生的功能。“批林批孔”运动同样也可以用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方面的功能来解释。我们在论述“批林批孔”运动时主要讨论的是其显性的功能的一面，即体现意识形态机器意愿的一面，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隐性功能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个运动中，批林实际上是对于林彪集团的一些不利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传播，批孔则使许多人大量且反复地接触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并且出版了一系列名为“法家”的传统思想家的文献和供批判用的儒家思想经典、蒙学教本等，这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有着其隐性的功能，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传统思想资料才成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的社会文化的一个难得的资源。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一些精神的食粮，而一些有理论兴趣和才能的人们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之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然，这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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