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转型中传统型画家的自觉：20世纪中国美术的视觉改造

仍旧延续西方美术影响中国美术的话题，只是讨论的时间段到了19世纪末以后。苏立文说道：“在20世纪以前，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的影响，不过是像大海上掠过的一阵轻风，在海面上掀起一阵涟漪便很快消失。19世纪晚期的中国绘画大师如任伯年、吴昌硕和赵之谦等人，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绘画，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地发展，似乎从来没有感受到西方美术的撞击。”（第197页）“由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自尊自大的态度，现代西方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烈的一次外来文化的入侵所引起的反应，使人深感兴味。”一些坚持传统的画家在欣赏西方写实画法的同时，又指出其在表现中国绘画特有技巧和传达画家主观感情方面的缺陷，遂认为写实绘画不能作为正宗。“在现代杰出的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和黄宾虹的作品中，便看不出西方绘画影响的痕迹。西方的挑战看来也刺激了某些中国绘画传统的复苏。”（第200页）

首先陈瑞林就任伯年、吴昌硕有无接受西方影响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任伯年的大量画作当中，可依稀辨认出中国绘画融合的痕迹，同时又以潘天寿《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提及吴昌硕首用西洋红的事实来否定苏立文的上述说法。（第378—379页）这些对中国绘画西洋因素的辨析与他对20世纪中国美术所面临的时代语境的判断相关联，他说：“西方文化在本世纪（指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美术家几乎没有人不受到它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异只是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只是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后所作出的反应不尽相同，所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第429页）

事实上，某些具体案例的逐步发掘也证实了这种对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把握。比如苏立文所列举的作品中看不出西方影响的黄宾虹的例子，李铸晋、万青力就说，通过最近发表的黄宾虹历年书札所见，这位似乎纯粹的传统画家，与当时在上海、北京的对中国书画有着浓厚兴趣的德国学者孔达女士、法国外交官杜波斯等颇有来往，他也因此留意西方文化的发展，只不过其个人的艺术成就仍是以中国传统为本位。[18]更为翔实的例证是，洪再新在《学术与市场：从黄宾虹与张虹的交往看广东人的艺术实验》[19]一文中，以高剑父的门生张虹与黄宾虹长达三十年为人忽视的交往为引线，爬梳出黄宾虹为了“沟通欧亚”，“逐步建立起一种笔墨为核心的艺术语言，在中西艺术的构架里，积极在超越‘新’与‘旧’的派系界限”，“通过和外国画商、画家和美术学者的交游，从迷茫和徘徊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通过和田边碧堂等友人的直接对话，对坚持‘迥绝时径’的‘士大夫之翰墨’越来越自觉”，“通过全方位的市场了解，对学术和艺术的现代化，越来越充满信心”的具有前瞻性的广阔的思想脉络。其中，他还举了苏立文撰写《20世纪中国美术》专著时得到黄宾虹本人积极配合的例子，来说明黄宾虹看待对外学术交往的态度。

近些年来由潘公凯主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研究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标志，指出“对西方现代性植入而引起的社会突变的感知与思考，是对目标、策略、行为、身份的‘自觉’”。[20]尽管其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构架的“四大主义”尚存有很多争议，但笔者以为对现代性转型中“自觉”意识的提出还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宋晓霞便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以陈师曾为例》一文中分析道：“陈师曾以‘进步’为中国传统价值辩护，是他对20世纪中国文化价值危机的回应，也是现代中国画主体的‘自觉’。”[21](www.xing528.com)

由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在充分认识了时代情境前提下的积极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坚持，与缓慢被动的延续或抵制两者区分开来，尽管有些画家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掺入西方绘画语言的要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包华石（Martin J.Powers）在《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中国体为西方用》所强调的“现代主义在艺术的领域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而发展的，并且从头到尾是跨文化的历史过程”，而“18世纪以来‘现代性’在文化政治战场的功能是将跨文化的现象重新建构为西方纯粹的成就”，向中国传统的学习被现代性的话语所包裹。[22]急欲颠覆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选择了为欧洲所扬弃的写实传统。与之相应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和日本人也有“互相学习被对方自己否定了的美术样式”的经历。[23]这些现象都是为各自所面临的文化变革需要所决定的，然而又均被塑造成是迈向高一阶段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重要步骤。只是在西方强势话语的主导下，东方的现代步骤总被视为附属性的，难怪包华石要说：“如果中国艺术家想要重新考虑中国艺术的未来，恐怕得先承认文化政治与现代性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引起艺术变革的因素并不是只能单一地从所谓走在前列的艺术样式中来寻求；文化演进的次序本身又存在着某种文化政治话语的建构。而透过现代性话语的迷雾，我们也许更能够认识到那些目睹了众多以西方写实改造中国绘画的行为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立场的画家们，在中国文化复杂的现代性转型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