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20世纪的视觉改造与阶级策略

实际上，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从当时作者的对“阶级”一词的不同用法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一术语确切含义的理解仍有混乱之处，“阶级”既可以指政治精英，也可以指经济精英。而细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社会的诸多层面（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实存的而只是分析的。“如马克思本人在其史学分析中承认，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一个由特定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截然划分为两大阶级阵营的、纯粹的阶级或阶级关系的社会。”[11]费著让我们看到，为了服务于建立中央集权的党治国家之需，在国民革命中仅仅只是抽象意义上指称社会内部的斗争的“阶级斗争”这个术语，为国民党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党所运用，并在进一步衍生当中产生分歧，而最终共产党获取了掌控这一话语权的胜利。

这些策略得到实施的结果之一就是领袖形象的打造。对于国民党内尊奉孙中山肖像及相关礼拜仪式所起的作用，毛泽东认识至深，因为他曾在试图削弱这种作用时遇到相当的阻力。从1936年到1941年，当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地位日渐提升时，中共着力扩大生存空间，公开塑造整体形象的同时也在谨慎地采取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和突出。但到1941年，毛泽东形象塑造代替了中共整体形象的塑造。1942年开始的“整风”，再到后来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毛泽东形象被典律化并迈向社会化。[12]

与此相印证，在美术创作上，毛泽东形象的制造逐渐成为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最重要的篇章。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领袖形象塑造最初作为一种政权的符号，强化受众对毛泽东及其政权的认同感、归依感，为团结一致、打击敌人、最终夺取政权这一目的服务。有不少例子表明，毛泽东本人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对艺术家制造他的视觉形象的工作做出了积极配合和支持[13]。整体而言，毛泽东形象制造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互动和需要的关系。在毛泽东形象的制造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动力、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的需要。

而对于毛泽东崇拜及领袖形象制造又是根植于阶级关系的塑造当中的。尤其是在1946—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极力建构起社会的两极，在异己的一极，建立了地主阶级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联系（大小老蒋），而在自己这一极，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翻身农民的大救星，并配合一系列形象塑造仪式——农民的“各种会议都要求给毛主席行礼，要求画毛主席像，有些农民还要给毛主席盖庙”。“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在短时间内，激起了阶级仇恨，大大地加速了蒋介石从‘抗战领袖’坠落到‘人民公敌’的过程，在战争最残酷的头两年，使共产党人获得了人力物力的补充。”[14]由此我们可以洞察在阶级话语伸张的同时，艺术起到了配合和鼓动的视觉作用。

策略实施的结果之二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唤醒工作被进一步纳入到共产党党派政治的范畴以及党及其领袖所定义的阶级范畴。文化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直接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社会力量，描绘社会理想，想象美好生活服务。知识分子被一再要求深入群众生活，接受群众的指导，以改造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渗透着意识形态含义的深入生活过程中，个人创作观为指定的集体观所代替。[15]艺术创作中，政治立场与阶级话语的建构大大超越了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的努力。不少知识分子在深刻的灵魂涤荡路途中，接受了这套理论，但如若有些许飘离这一轨道的迹象，便有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理。[16](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情境底下，生活素材在进入艺术创作时便发生了一系列服从阶级话语的改造。比如马锡五调解的婚姻纠纷案从古元开始的作为反映解放区政权审判方式和婚姻制度的木刻作品，继续衍生出《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和《刘巧儿》系列作品，从法律事件到戏剧文艺的转换中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地主与劳动英雄在婚姻关系中逐渐形成对立，婚姻也进入到阶级斗争的话语秩序之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入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17]

又比如在女性主义者那里经常作为女性意识为集体强权所抹杀的“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话题。费著指出：“争论的焦点在于她的觉醒的本质，即娜拉在被囚禁期间代表了谁，束缚她的是什么。”（费著，第147页）“随着对囚禁主体的每一次重新界定，以及对束缚娜拉的势力的每一次重新思考，解放的叙事开始失去其纯洁性。”（费著，第149页）实际上这也折射出当时个人觉醒与集体之间的整体关系。

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纳入到无产阶级立场的同时，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文学艺术，其表达方式也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即必须考虑对象的具体接受状态，比如无产者的知识水准和民族审美心理。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的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总动员，唤起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意识，欧化了的各种美术形式被不断清理，经过一番选择后才慎重地使用；传统的民族美术形式和民间美术形式被大量地加以利用。[18]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逐渐建立起这一时代所独有的创作方法、造型语汇和组织模式，塑造出所谓代表无产阶级审美的典型视觉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