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此相对照，作者将孙中山比做一位艺术家，设计了一套“唤醒”民族的技术和符号，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一实践与后来的毛泽东时代唤醒大众的政治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同一社会语境下，艺术家和政治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建着“唤醒中国”的表述。中国的觉醒这一理念无疑是反观近现代史一个重要的切入口。美术史界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了高奇峰醒狮画的“唤醒”寓意。
费著在导言和第一章中对中山纪念堂内高奇峰（费著译者误译为高其风）的一幅醒狮画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说它包含着“一种将政治和一俗话融合起来的技术”。与此相对照，作者将孙中山比做一位艺术家，设计了一套“唤醒”民族的技术和符号，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一实践与后来的毛泽东时代唤醒大众的政治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同一社会语境下，艺术家和政治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建着“唤醒中国”的表述。中国的觉醒这一理念无疑是反观近现代史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美术史界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了高奇峰醒狮画的“唤醒”寓意。李公明在《高奇峰艺术论》[1]一文中说道，观《怒狮》一画，“实令人强烈感受到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民众极欲奋而抗争、怒而呐喊的心绪和意念”。李伟铭的《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前半期广东绘画一斑》[2]也谈及丘逢甲能够在高剑父和高奇峰的以鸷禽猛兽一类富于象征意味的传统题材来表达壮怀激烈的革命信念的绘画母题中获得共鸣，由此可觇视艺术关乎世运之内因。他在另一篇文章《艺术与政治二位一体的价值模式——二高研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3]中仔细梳理了二高的政治革命经历和业绩。他的出发点是想讲述二高的政治革命经历对其艺术革命成就的影响。对其而言，重现20世纪中国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关注的是“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追述以及这种追述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被转述和辗转重现的理由与方式”。通过李伟铭文，我们也可得知，艺术家能够进入“唤醒”的时代表述，还得益于政治革命家的身份，但费著提及醒狮画的目的自然不在于此，它是作为构建整个唤醒话语的一个楔子标示出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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