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的中文译本于2004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费著1996年初版，1998年再版，并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在欧美政界、读书界均有较大影响。到目前为止，西方已经有大约二十篇书评、国内有一篇中文书评。
国内的这篇书评就是费著的翻译者之一李恭忠发表于2001年第8期《读书》上的《“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一文。当时费著还没有中文译本。该文主要是延循费著的写作思路进行，从唤醒和被唤醒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孙中山”这一形象的造就；从民族认同的建构到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自由主义的宪政还是集权式的党治国家模式），再到国民党党内纪律的强化和统一权威的加强以及随后的革命阵营的净化。最后的结论部分着力于唤醒、代表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揭示。以此完成对费著所阐发的“追溯民族觉醒观念的制度化经过，分析它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费著，第7页）的脉络梳理。
此外，刘平在译后记中也简要地指出费著发人深省的几个特点，比如：对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价值取向关系的揭示；孙中山“圣像”的确立与其遗产在国共两党中的延续；生动、诙谐的笔调以及提供的种种新视角和新方法。(www.xing528.com)
笔者在阅读费著时深深受益于这些评介文字。费著阐述视野的开阔的确是令人惊叹的。全书“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规范（第二章）、人种学（第三章）、治国策（第四章），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第五章）、纪律（第六章）、组织（第七章）和语言（结论）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费著，第10页）。对于笔者来说，要对这样鸿篇巨制进行系统的评介是难以胜任的工作。因此只能在自己阅读的视野，就20世纪上半叶“唤醒中国”的社会浪潮中的政治与艺术话题谈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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