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作品是作为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印证之一的，而其中女性形象的表现与这个时代的女性观以及所倚重的理论根据相关联。
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观的形成具有一个漫长的理论承接过程。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妇女解放和性自由最热情的倡导者傅立叶指出，应视妇女解放的程度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运用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并将其纳入人类历史的哲学批判中，但是保留了其观念的抽象性。恩格斯则将妇女问题浓缩到工作能力问题，认为妇女体力上的弱小是其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主张以解构个体家庭经济进入公共劳动来达到妇女解放。恩格斯的学生倍倍尔继承了马、恩关于妇女处于屈辱地位的根源的论述，同时认为生育能力也是妇女依附男性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相对于先前的纯粹生产角度的解释又增加了生理因素原因，但他仍然保持了社会主义作为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的理论原则。列宁则提出具体的设想，就是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和人人要担任的公务。[2]
关于妇女参加公共劳动和政治生活方面，通过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差别极大的社会提供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思的问题。纳粹的政策是将妇女排斥在公共生活和公职之外，并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的活动领域，让她们从事国家需要的最累的劳动，以此依托起专制的军国主义载体。而苏联在初始阶段确实作过结束男权制的努力，以立法确认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以及性自主权力，并通过教育、家庭、家务劳动集体化等具体措施使妇女经济独立成为现实。但在具体操作中，没有一个有效的思想基础，并且由于过于天真对待男权制的历史和心理的力量而归于失败，导致男权制的重新回归。而逐渐建立起的是一种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制，一种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标准的美化军事革命功绩的专制主义结构。[3]
由此可见，出于男性角度对妇女的规定性措施所导致的在妇女道路上的殊途同归。诚然，在某一特定时期，妇女有必要接受与她们同一阵营男人的利益要求和意识形态。如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或后来的反法西斯斗争中，面对共同的暴力威胁，同一方阵的男性和女性也曾并肩作战，服从于共同的指导原则。但妇女解放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联姻并不总是切实可行的方式。女性有其自身区别于男性的性别意义，因此，西方女性主义者丝毫也不放弃直接对父权制社会的攻击和女性自身空间的开拓，对女性的社会身份、角色、原则、特性等逐加强调，在不断的论争中反省与深入完善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行动。[4](www.xing528.com)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一直隶属于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始终如一的统一纲领，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各国的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妇女与同阶级的男性一样置于统一领导之下，以增强政治斗争力量。共和国建国前，妇女运动主要是配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参与土地革命和生产劳动、统一战线工作和政权建设并发挥巨大作用，从而争取自身在职业、教育平等，婚姻、社交自由，劳动保护立法等方面的权利。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在立法上保证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具体细则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致力于使这种法律赋予的平等得以落实，以更好地发挥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国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提高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地位。[5]为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指示出了明确具体的妇女发展新途径，妇女在现实领域的各方面与男性一致，能扛起革命与建设的“半边天”，为此并树立了一系列在以往属于男性生产领域内的行业中做出贡献的女性典型，号召妇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增强劳动解放的观念，走出个人小家庭的利益圈子，到社会主义的大集体中来磨炼自己。[6]通过普遍推行保护母性和儿童的实际措施，并随着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城乡托儿所）的建立，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让妇女从夫权压迫、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7]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相抵触的思想言论，声称妇女解放步伐超过了社会生产水平，增加了社会困难，但马上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8]妇女界也有意识地组织密切关注女性生命体验的话题讨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强调革命的人生观，将个人生活问题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服务。[9]但这种极其有限的理论上的辨析讨论到“文革”时便在政治的高压下完全搁置起来，[10]而造成了许多革命词句掩盖下的悲剧。
在这过程中，妇女解放口号表述的理想与现实仍相距甚远，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仍很普遍，夫居婚姻、家务劳动虽然有所改观，但总的变化不大，妇联维护妇女权益范围有限，尤其到“文革”高潮期完全停止了活动。[11]姑且不论这些，基于当时妇女解放标准本身探讨，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之所在：其一是忽略了除生产以外生育、家庭、性行为在女性解放方面的独立意义，而一味将其纳入绝对服从革命建设的生产运动中，以革命建设目标模糊了妇女解放的真正含义；其二，这仍然是以男性社会模式为基准，只不过它由传统意义中的那种由男性设置的相区别的女性形象转为抹杀性别区分的被男性同化的女性形象，女性仍然没有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同时，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绝对平等”，完全是以牺牲女性的性别身份为前提，抛开了与性别公正有关的性别差异，忽略了女性的生理因素和妇女的社会环境，其结果是使大多数妇女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超越本性的革命建设重担。[12]由此可见，妇女运动如果仅仅停留在改变权力分配的层面，丝毫不触动权力的结构，仍然只会导致对阳物中心主义的屈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和西方妇女解放初始阶段的性别战都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它们实际上只是通过一种男性化的权力定义来淡化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将妇女政治的日程无限推后。[13]当然，中国与西方女性解放的模式不一样，还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有关，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看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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