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宣传：漫画成为工具

总体上说，通过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与“胡风集团”批判漫画的比读分析，我们深刻体悟到了后者对于前者丝丝入扣的紧密配合关系，以及对党的先前批判运动的图式的沿用。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不管对胡风及同人熟悉与否，皆响应党的号召对“胡风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美术界的情形亦是如此。在各地召开的批判“胡风集团”座谈会上，艺术家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胡风集团”的谴责。与胡风素昧平生的老艺术家表示了愤怒和抗议，一些接触过或了解胡风的艺术家揭发了胡风艺术理论的错误和行为的不端，还有些艺术家揭发了“胡风分子”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13]大家主动服膺于党对于胡风的政治批判话语，先前的印象以及一般常识似乎烟消云散，而基于政治话语之上的图像工程又产生新的发酵作用，构成那个独特时代的一道政治视觉景观。

学者谢泳曾根据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的港台以及各地群众对胡风事件的反映的报道，认为当时决策者完全了解处在事件中心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而为了达到“舆论一律”的目的，制造了该事件来压制正常社会可能出现的多元舆论。三批材料的按语不符合逻辑、常识，强词夺理，知识分子因为恐惧和迫于压力只能沉默或随势说假话。[14]事实上，美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美术》杂志1955年8月号刊登的李庚的《应当铲除同情反革命的阶级本能》和何溶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容忽视——对中央美术学院忽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就详述了各种同情、呼应“胡风集团”的言论。

在胡风事件获得平反以后，有些漫画家也表示了对胡风的内疚之感。比如廖冰兄就自责因虔诚地相信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报纸所公布的“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按照上面所说的胡风的种种罪名，而创作了批判胡风的这类盲目遵命的漫画，帮助“反胡风运动”深入人心。[15]又比如钟灵回忆说，曾对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意外，但他觉得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会错，并且作为党员就应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同时他还反省内心存在的另一层顾虑是，自己第一幅漫画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且受其鼓励，胡风还当面公开讲过，他担心有人告发，遂积极创作批判胡风的漫画，以与其划清界限。[16]

这些反省之思多少可以反映当时漫画家积极参与批判胡风的心理境况。那么，漫画究竟是如何由富有幽默性和讽刺性的社会批判武器演变成党的意识形态传声筒的粗暴工具的呢？我们知道，早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前夕，张谔、华君武、蔡若虹讽刺画展就因为对所谓革命队伍内部问题的讽喻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其后延安本来一度颇为繁荣的漫画创作寂寥下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申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规定了文艺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分量和对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并强调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同时的整风运动则是一次深彻骨髓的灵魂洗涤。从政治立场到具体表达，美术家们在被规训到党的文艺指引范畴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改造。胡风之所以被批判，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在文艺理论、思想及组织生活方面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分歧，并始终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规训。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宋如文的来信《漫画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批评了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不恰当的漫画，并建议“漫画作者必须认真地去学习政治和政策，以便在严肃的努力中创造出服务于人民的有力的艺术武器”。随文的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漫画作家的笔墨应当而且必须深刻地刻画新中国社会的根本的变化，表现出这个人民做主人的时代，表现出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对于国家、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以及人民间的新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人民生活就是新的艺术形式的源泉。”[17]《漫画》杂志1950年创刊词也说，漫画要“不仅止于善于讽刺，而且善于歌颂”。如论者顾铮以三毛漫画为例所分析的：如果漫画在民国时期以控诉社会种种弊端而起到了否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作用的话，那么，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便必须以完全相反的事实来证明其合法性。[18]关于这一点，漫画家廖冰兄甚至讲得更明了，当然他抱着的是欢迎新时代的态度，他在1948年11月出版的《这是一个漫画时代》的跋语说道：这时代“每分钟每秒钟在每一个角落不断的制造罪行，繁殖仇恨，同时也是向漫画工作者的笔底无穷无尽地供给题材，要我们去攻击去暴露”。但我们不愿意保持这个“我们的时代”，而是向往“再找不出一件要攻击的事物，找不到一点漫画题材”的人民的“王朝”。[19]

然而，真正当这个人民的“王朝”降临时，却不是找不出一件要攻击的事情，而是“人民”内部强调的是“舆论一律”，即按照《讲话》的要求，对于“人民”只有歌颂，而对于敌人只有讽刺。虽然在1956—1957年的时候，乘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美术界颇有过一番对于内部讽刺画的讨论，力图为内部讽刺画争得一些空间，同时也把握好讽刺的方向和分寸。[20]但是，紧接着，那些并未触及体制根本的内部讽刺画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罪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讨论如何把握内部讽刺画的分寸是徒劳的，因为意识形态要求非黑即白的表达，摒除任何的中间层次。为胡风初次平反的中发〔1980〕76号档表示，定位胡风及同人为“反革命集团”是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21]那么，是否可以说，漫画家们是错误地跟随意识形态，将内部讽刺变成了外部批判呢？其实不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内部讽刺的合理空间，一旦受命批判，那已经是进入“敌我矛盾”了。在这当中，作为针砭时弊的批判艺术的漫画，变成了政治宣传话语的简单工具，个体的思想力和立场丧失殆尽，并且从内容到艺术语言都变得整齐划一。“胡风集团”批判漫画便最为突出地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但是，1949年之前与之后，包括漫画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动因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依从并不完全是迫于压力，其中还有经受长期的苦难屈辱经历之后对强有力的国家形象的期待以及为此牺牲其他东西的心态。或许，廖冰兄的人民的“王朝”一说透示除了某些秘密，整一化的人民民主和某种传统的帝国机理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现。[22]

（原刊于《美术研究》2013年第3期）

注释：

[1]参见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5期。

[2]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3]《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页。此后本文中所使用的出自三批材料的引语皆源于此书，故不再一一注明。

[4]初载《新文学史料》第4期，1986年12月，后经修订，转载于《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参见《肃清反革命斗争中的美术活动》，《美术》1955年第9期。

[6]参见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创作室：《一定要把反革命的恶狗打死为止》，《美术》1955年第7期。

[7]刊于《美术》1957年第7期上的特伟所作的《“东郭先生”故事新编》描绘了不为恶狼“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迷惑的新东郭先生。(www.xing528.com)

[8]在转载1955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文艺月报》1955年6月号中，刊登的本刊社论《提高警惕，扑灭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署名吴强的文章《是敌人，就必须清除出去》亦有类似比喻性表达。参见谢泳：《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43—144页。

[9]“五把理论刀子”出自胡风1954年上交给中央的总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报告理论部分有言：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同年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主要批判胡风的“五把刀子”问题（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41、147页）。

[10]关于三批材料涉及胡风及同人史实的分析可参看：张业松《剪接、拼贴、注释与“事实”的再生产——胡风事件“三批材料”生产过程溯源》；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年。

[11]参见华君武：《美术家必须积极参加和反映阶级斗争》，《美术》1955年第8期。

[12]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48、191、196页。

[13]参见《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积极参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美术》1955年第7期。

[14]参见谢泳：《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胡风事件的报导》，《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在其另一篇文章《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谢泳则谈到处于权力中心的和主流的知识分子对于胡风遭遇的麻木态度，而对胡风事件较早提出质疑的还是一些民间知识分子。

[15]参见廖冰兄：《悲愤画神——廖冰兄的漫画艺术》，现代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又据《冰兄议政》（据廖陵儿整理的廖冰兄言论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廖冰兄晚年对于批判蒋介石、美帝也多有反思。

[16]参见钟灵：《愧对胡风先生》，《历史上的漫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51、52页。

[17]转引自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18]参见顾铮：《意识形态如何俘虏流浪儿三毛——论三毛形象的转型》，《书城》2005年第9期。

[19]廖冰兄：《这是一个漫画的时代·跋》，“人间画会”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1948年。

[20]简略搜寻就可发现不少相关文章：《文艺报》1956年第15期“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专栏；谷苇：《本市漫画工作者座谈漫画作品为什么这样少？宋日昌说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讽刺》，《解放日报》1957年5月1日；华君武：《漫谈内部讽刺画》，《美术》1957年第5期；沈同衡：《漫画的所谓片面性》，《文汇报》1957年4月30日；沈同衡：《对内讽刺的漫画可以夸张吗？》，《文汇报》1957年5月9日；沈同衡：《为漫画试鸣》，《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沈同衡：《漫画界的矛盾何在？》，《文汇报》1957年5月25日；钟灵：《道是无情却有情（对内讽刺画试论）》，《美术》1957年第11期。

[21]参见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54页。

[22]可参看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当代思想形成的历史结构》，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