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批判在漫画图像中的视觉改造

正如上文所述，批判“胡风集团”的漫画数量不少，笔者目前从各刊物及漫画集中搜集到的大约有一百多幅。从这些漫画来看，创作时间主要是在三批材料公布期间及之后，表达取向极为一致，主要是对三批材料的批判语汇的亦步亦趋的跟随和图解。

从人物形象方面讲，胡风在漫画中经常被丑化成秃顶的粗壮汉子，胡风及同人还常被予以象征化的处理，比如比喻成老虎、狼、狐狸、蛇等这些凶狠的动物。（图1）美术家们在看到被揭发的“胡风集团”的事迹后很自然地联想到农夫与蛇[6]、东郭先生与狼[7]的故事，在批判文章中也经常将胡风比作老虎、狐狸等动物最终暴露了凶残的面目。而在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那天的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便有一句“我们不能同老虎睡在一起，不能把反革命分子认作好人！”[8]这种比喻成为很多漫画作品描绘的场景，如士博、炳灿、石朗与陈今言的同题漫画《同老虎睡在一起》（图2）、吴耘的《你睡它不睡》等。

图1　《胡风：不能“赤膊上阵”》（丁浩，1955年）

图2　《同老虎睡在一起》（士博、炳灿、石朗，1955年）

对于胡风的品性的描述，最为核心的一点便是说其“两面派”，这一措辞在三批材料的按语、结语中不断出现，以至于不少美术家都是从这一点来构思漫画。仅从标题上看，批判胡风及同人的两面做派的作品就有：廖冰兄与郑文中的同题漫画《两面派》、吴耘的《胡风的两面派手法》、叶浅予的《两面手法》等。其中最鲜明有力地揭示这种两面性的要数廖冰兄的作品，他在画中（图3）以并置的方式展现了胡风两个不同的形象和两份不同的简历：上图是胸悬“仁爱胸怀”红心、手握毛笔的笑脸胡风，其简历显示：学历——曾向鲁迅先生学习，经历——廿多年来一贯追随革命，特长——文艺工作，社会关系——革命文艺人士，住址——身居新中国。下图则变成了挂着“破坏革命”炸弹、手持带血的国民党军刀的狐狸，简历则换成：姓名——狐疯，学历——精研伪装革命的技术，经历——剿共军政治工作，廿多年来一贯反革命，特长——两面手法，社会关系：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住址——心往台湾。胡风并非一开始便被树立为敌对的一方，相反，长期以来他还是作为坚定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出现的，他与中共队伍里的众多文学家、艺术家以及领导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打倒他，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谴责其以往的言行实则是外在的虚假包装。除了在标题上明示这种两面做派的作品，实际上还有很多作品是以此思路来进行描绘的：外表仁爱、追求进步，实则包藏反党反人民的祸心。

图3　《两面派》（廖冰兄，1955年）

作为文艺理论家、诗人的胡风，对其批驳的材料，很大部分还是只能来自于他的文艺著译。实际上，在三批材料公布以前，漫画作品也是这么做的。《漫画》1955年4月号刊登的顾炳鑫的《断章取义的胡风论点》、吴耘的《唯心论者：灵不灵，当场试验》，前者讽刺胡风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中剪切出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谬论，后者讽喻胡风理论中的“人格力量”“艺术良心”“主观精神”“真诚”“自我斗争”等唯心论的迷药。后来，以胡风著译、书信中词句片段作为素材的漫画大都跟随三批材料的论调将其定位到反党、反革命的方向上去了。比如丁聪的《不合适的帽子》描绘兜里揣着反党材料的胡风指着头上小小的帽子说：“小资产阶级的……”这很明显是来自第一批材料编者按中对胡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假招牌的斥责。另外还有：王逸的《透视胡风的“艺术良心”》指出所谓的“艺术良心”实则就是心怀蒋介石。沈同衡的《胡风的“剑˙文艺˙人民”》指出胡风给著作贴上马恩列斯毛、高尔基、鲁迅的标语，暗地里却在准备着反革命纲领，磨着反共的刀。周路石的《同是反革命的封锁线》将胡风的标着“到处有生活”的笔与国民党军的刺刀视为相同性质，它们皆对通向解放区的路予以封锁。华君武的《蒋记马戏班的角色》描绘了蒋介石挥舞着插有五把尖刀的钢圈，让胡风穿行而过的画面，以映射其“五把理论刀子”[9]的言论。可以说，胡风许多针对文艺理论及文艺界的用语被三批材料的组织者简单粗暴地使用于政治批判之中，胡风及同人在当时及后来均做了很多理论概念的厘析工作。实际上，在那些美术家那里，他们根本就不必去辨析这些理论用语，只需要跟随政治走向将其表达为直观的图像即可。

既然“胡风集团”被定位于反革命，那么就得要有反革命的行迹，于是那些蓄意编造和曲解胡风信件词句意涵的按语、注释、结语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提到的胡风的污蔑、咒骂、秘密计划、探听、盗窃等行为就成为漫画表达的重要素材；而原本针对文艺问题、文艺界的“集束手榴弹”“挖心战”“散兵战”“赤膊上阵”“争取人”“联络人”等用语便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战术。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在材料中也被指责为假检讨，是掩护退却、伺机再起的幌子。漫画中，乐小英的《胡风的“集束手榴弹的战术”》、吴耘的《假投降的诡计》、华君武的《扒手》、裘沙的《“挖心战”》、洪荒的《“争取人”、“联络人”》等便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胡风“集团”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伎俩”。

从上述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批判最终大都将胡风及同人归结为蒋介石及美帝的走狗。这是第三批材料编者按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反复强调的结论。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8月编辑出版的《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漫画集》中，第一部分即题为“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中骨干分子的来历”。荒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底细》描述的情形直接对应社论的这段话：“胡风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现在也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裘沙的《同僚》指对胡风与国民党特务陈焯的勾结。师群的《受命出击》说的是胡风同人阿垅的国民党军校经历。张乐平的《绿原：“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挖的是绿原的中美合作所背景。实际上，这些被材料组织者片段摘录的书信中提到的机构和人，胡风及同人并无多深交往，有的事情甚至并未成行。在第一批材料中，胡风曾在信中有过对闻一多的讥评，但那是附和舒芜的来信之语，并且写信的时间在闻一多被暗杀之前，如此被孤立地摘取出来，便成了对毛泽东都高度赞誉过的革命民主人士的污蔑。[10]华君武的《一条战线》（图4），将特务暗杀闻一多与胡风的“闻一多当然是投机”的言论描绘成同类的反革命行为。

图4　《一条战线》（华君武，1955年）(www.xing528.com)

最后，所有针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和揭底，其目的是为了更大范围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整顿社会人群。正如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强调的，革命队伍的成员在政治上不应麻痹大意，对反革命不应丧失警惕，以给反革命分子可乘之机。于是还有一类漫画是为了教育那些“盲目乐观”“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的人而创作的。比如由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编、北京大众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原形毕露——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漫画选集》中的第三部分就是以此为专题的，集合了黄传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韦启美的《不闻也不问》《入套》，方成、钟灵的《“天真”病患者》，李滨声的《“朋友”》，赵洪武、国刚的《小心上当》（图5）等漫画。这些皆是提醒人们警惕那些伪装成朋友、好人的坏分子利用其政治意识淡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使其受骗上当。而针对美术领域，漫画所提醒大家最多的是，不要只顾技术而忽视了政治，如华君武的《“革命十多年，政治上差不多了，现在就缺技术。”》、沈同衡的《你是谁的同志？》、周路石的《画虎》。华君武曾撰文说，之前有不少美术家呼应过胡风的文艺理论，即便在第三批材料发表后，还有人在强调技术第一。[11]实际上，胡风并非一个唯技术论者，甚至还是一个坚定的反技术论者，但其对“政治”的理解与主流话语不一致，便被粗简地归入技术论者那一边了。

图5　《小心上当》（赵洪武、国刚，1955）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在批判胡风的漫画中，将蒋介石与胡风并置，成为突出的手法。除了材料中强调的胡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联系，一些偶然事件和特意安排也加深了这种印象。1955年4月载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遭台湾特务破坏失事的突发事件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几乎同时发生，使得国人容易将两者无端联系在一起。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意识地将声讨“胡风集团”的消息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的活动报道安排在一起，以及曲解台湾对胡风事件的反应，以坐实“胡风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2]相应地，在漫画中，胡风与蒋介石国民党有着“一脉相承”“一唱一和”的“姻缘”关系；“胡风集团”的言行皆是配合蒋介石的反共以及后来的反攻大陆计划；而“胡风集团”被摧毁则让蒋介石懊丧不已以及“隔海遥祭”（图6）。其中，有些先前的图式为一些漫画所袭用，比如1947年华君武创作的让众多民众记忆深刻的漫画《磨好刀再杀》就出现在姚治华的《何其类似》（图7）和游科元、宋国志的《一模一样》中，作者将胡风拿出“自我批判”和蒋介石抛出“和平方案”视为同样的掩护自己、伺机再起的策略。当然，这也是受了第二批材料中摘取出来的胡风的“磨我的剑，窥测方向”词句的启发。再就是，在表达美帝、蒋介石、胡风三者关系时，有些漫画几乎完全沿用了之前批判胡适漫画的思路，《漫画》1955年4月号封面刊登的吕西安的《文武家奴》（图8）刻画了一个拄着手杖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一个口袋钻出蒋介石，拿着刺刀凶神恶煞地冲向前方，另一个口袋钻出戴博士帽的胡适，阴冷地向外射出“实用主义”的箭。而张乐平的《胡风的政治背景》（图9）描绘的是同样角度的一个美国将军的肚子，口袋中的笔是胡适和胡风的形象，腰间的枪柄则是蒋介石形象。在这里，批判并不需要详加辨析，只要如此替换即可。不仅如此，只要一展开批判，不管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还是源自文艺领域的运动，图像和措辞便都可以袭用同一套方法了。

图6　《隔海遥祭》（方成、钟灵，1955年）

图7　《何其类似》（姚治华，1955年）

图8　《文武家奴》（吕西安，1955年）

图9　《胡风的政治背景》（张乐平，1955年）

当然，我们在谈了“胡风集团”批判图像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图解以及对于先前批判图式的惯用沿袭之后，一定不要忘记的还有，当时中苏美术的渊源关系。实际上，不少漫画的批判思路和表达方式也与苏联漫画的影响分不开。《美术》杂志1955年第8期还专门从苏联的《鳄鱼画报》上转载了七幅漫画，以配合当时的肃反斗争的需要。这七幅漫画告诫人们：一是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在生活中应时时提高警惕以防泄漏机密；二是要注意识别敌人的伪装术。在这些图像里的毒蛇形象的间谍、披着羊皮的特务、带着假面的堕落分子等，同样也出现在那些中国同行的作品里，充分显示了两者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语言领域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