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主流话语间的多次论争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试图将胡风事件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所谓的史实的简述，一个是批判胡风的政治话语文本，最后才是漫画图像中的胡风批判。通过对这三者关系的辨析以洞察漫画在这一政治—艺术的网络中的角色。

关于胡风事件史实本身，有不少人做了清理工作，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正如很多文章表明的，这一事件无疑是一桩冤案。但是研究者王丽丽引用了哲学家冯友兰一句对历史的体悟“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形容该事件。这个因就是：胡风“在政治这一敏感的领域中，至少触发了三个雷：漠视和拒绝了意识形态对其的屡次‘询唤’；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容易导致美学和意识形态的还原，从而在实际政治效果方面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其具体组织文艺运动的方式包含着批判者十分警惕的‘异端’因素”[2]。在出自毛泽东之手的《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中就说道：“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3]

以下便依循着晓风所编的《胡风年表简编》[4]，并结合其他资料来简要回顾一下胡风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多次论争：

1936年春，胡风曾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争鸣，其后又有感于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冯雪峰的倡议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得到了鲁迅的同意，并写成反映这一口号的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却引起了围攻。

1940年，胡风针对国统区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写成《论民族形式问题》，与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等左翼同仁的观点产生分歧。

1945年，胡风在主编的《希望》第一期上发表反对客观主义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引起了文化界的非议。

1948年，面对对其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主观论”的系列批判，胡风写成《论现实主义的路》予以答辩。

1952年4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第十五期上发表了《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开始批判他的文艺理论。胡风同人舒芜“倒戈”，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在6月8日转载此文的编者按中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9月，《文艺报》第十八期上发表了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又以编者按指明，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www.xing528.com)

1953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1954年7月，胡风给中央递交了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及附信，批评了“以周扬为中心的文坛宗派主义统治”。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12月8日周扬在文联和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重要发言《我们必须战斗》。

1955年1月，《文艺报》印发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原报告的二、四部分）。

1月19日，胡风向中央呈交了《我的自我批判》，自我批评的同时对自己的一些理论主张进行了解释，后来又多次修改并加《附记》。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其中包括：（1）由舒芜摘录并加了按语的胡风给舒芜的信件；（2）加了《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我的自我批判》；（3）《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又分别于5月24日、6月10日发表了有大量编者按语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6月15日，《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集成册。

可以说，胡风曾在典型论、民族形式、现实主义、思想改造，乃至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认识等方面与代表党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有一系列的分歧。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意识到，与之对立一方的意见很多是来自党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诠释者甚至最高领袖本人。因此，批判者对其的罪名也在不断加码，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唯心论、小资产阶级、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直至演变成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