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为政治服务，接受工农群众的指导的前提下，个人的禀性、趣味和习惯仍然会发挥它的一定作用。古元的作品中洋溢着淳朴、自然的抒情诗意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一种平静亲和的美感。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他描绘乡村普通生活场景的作品中，也体现在表现边区政治生活场面的作品中。这种追求沉静自然、单纯朴实的风格是与他朴素温和的个人气质有着联系的。[21]
但是，对后方生活题材的偏好，以及抒情性的表述，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麻烦。有人批评他对抒情性题材的倾向以及诗情画意的表现形式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性。[22]郭沫若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一文中指出：“关于题材问题，一时曾相当狭隘，而且至今也还有人抱着这样的见解，以为必须直接采自抗战的现实”，“我们却要扩展题材的范围，是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23]这就把诸如后方建设等非直接反映战斗现场的作品都纳入了抗战文艺的范畴。古元依据自己的生活观察、审美倾向创作出自己善于驾驭的题材作品，从而与其他的抗战文艺作品拉开一定的距离。
就广东现代版画的发展而言，身为粤籍版画家的古元，其艺术活动似乎与广东画坛很少有直接联系。但是他早年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艺术还是有一定启发，同时不少粤籍版画家如胡一川、陈铁耕等在延安时期都经历了与古元类似的政治文化洗礼，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处于国统区的版画家如罗清祯、黄新波、李桦、陈烟桥、荒烟、刘仑、梁永泰、蔡迪之、王立等的研究也可形成一个参照。以此观之，探寻古元延安时期创作理路的历史语境，对于研究广东现代版画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原刊于广东美术馆主办《美术馆》2003年A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参看苏晖：《怀念古元同志》，《古元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元纪念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2]本文中古元延安时期的生活简历依据《古元年表》，《美术研究》1980年第3期。
[3]参看徐悲鸿：《全国木刻展》，《古元纪念文集》，原载重庆《新民报》1942年10月18日。
[4]参看张作明：《古元的版画艺术》，《美术研究》1986年第3期。该文对《离婚诉》的变体画有相关论述。
[5]参看力群：《谈〈古元木刻选集〉》，《古元纪念文集》，原载《文艺报》1954年9月。该文对《调解诉讼》一画所表现的故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6]参看古元：《从事版画创作的一点体会》，《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7]转引自范梦：《投身于熔炉游弋于大海——古元与延安鲁艺》，《美苑》1987年第2期。
[8]参看古元：《从事版画创作的一点体会》。
[9]参看范梦：《投身于熔炉游弋于大海——古元与延安鲁艺》。
[10]参看蔡若虹：《窑洞风情——回忆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学》，《蔡若虹美术论集》，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年，原载《延安文艺研究》1984年创刊号。(www.xing528.com)
[11]本文关于鲁艺的论述可参看范梦《投身于熔炉游弋于大海——古元与延安鲁艺》和蔡若虹《窑洞风情——回忆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学》两文。前者介绍了古元在鲁艺的学习创作情况，后者介绍了作者本人在鲁艺任教的经历认识。
[12]参看古元：《从事版画创作的一点体会》。
[13]参看靳之林：《古元同志回碾庄记》，《古元纪念文集》。
[14]转引自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39页。
[15]参看[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45—547页（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的暴露文学倾向的分析）。
[16]参看葛洛：《古元之路——记青年古元的一段经历》，《古元纪念文集》。
[17]引自《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记“古元画展”座谈会》，《美术》1989年第12期。
[18]转引自王琦：《从古元画展想起的》，《美术》1989年第12期。
[19]引自《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记“古元画展”座谈会》
[20]参看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333—337页（关于抗战文学中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论争的论述）。
[21]张作明《古元的版画艺术》和王琦《从古元画展想起的》两文都对古元的性格与创作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22]参看周建夫：《跟古元老师学习》，《美术研究》1980年第3期。
[23]转引自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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